写给岛田庄司的私人仰慕信
——以反“新本格”读者的身分——
以阅读一首诗为例,我们可能从中感受或读取到作者的生活背景或生存时代、嗜好、欲望、苦恼、恐惧……甚至是思想。不仅是诗,一篇凝聚作者思想、倾全力写出的“娱乐”小说,也是一样的。不过,这种情况下的“诠释”,归根究底,可能大部分都是读者单方面的认定,或是牵强附会的导引到自以为是的结论上。
虽说如此,但是一边要取悦读者,一边将自己的思想浓缩凝聚的小说,就另一种意味来说,远比诗复杂,而且要读到这么深入的地步也很困难。就此而言,我这篇小文章可能也有自以为是的成分在吧。更何况我曾被u氏这个负责挖掘新本格派新进作家的讲谈社名编辑,批评为“上次〇〇先生的解说我己经看过了。那算什么?真是差劲的文章。”是个公开被贬的恶文家(也就是说,我是个多么随便的评论家。)不,那时他好像不是说“文章”,而是用“作文”这个字吧。
不过,害怕误解和批评只会一事无成,所以,我想先从我阅读岛田庄司的经验说起。
我最初接触的岛田作品,是《北夕鹤2/3杀人》。之后连忙又看了吉敷系列的前两本着作《卧铺特快车“隼鸟号”1/60秒之壁》和《出云传说7/8杀人》,至于以成名作《占星惹祸》为首的御手洗洁系列,是很晚之后才接触到的。
不过,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隐情,完全是个人因素。《占星惹祸》刊行时,我正忙于日本冒险小说协会及日本冒险作家俱乐部的营运和设立,几乎没时间阅读别的小说。(嗯……结果还是像在找借口。)这件事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,现在回想起来,老实说,我还是认为对于活在同时代的作家,应该尽量按照刊行顺序阅读。至少对我来说,由于先读了吉敷系列,我几乎认真的以为,岛田庄司这个作家(当然关于他的评价我己四处听了不少),以一个撰写旅游推理小说的人来说,算是本格倾向相当强烈,而且喜欢设计大规模而戏剧化的诡局。
然而,这种想法在我接触到御手洗洁系列后,就大幅改变了。尤其是阅读本书《斜屋犯罪》时,这种感想更加强烈。
至于理由,如果从结论来说的话,当我拿到本书,看到开头引用的波特莱尔【注】的《忧郁》,我才首度“理解”到这个作家想表达的东西,或者说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推理小说形态。当然,还有在第二幕开头引用波特莱尔的《面具》,第三幕引用的爱伦·坡【注】。
在获得这么多的路标(判断材料)后,对于作者的目标何在,该用什么方式去捕捉作者的理想,至少可以有一个大略的认识。
这是因为波特莱尔正是将爱伦·坡的魅力介绍到欧洲,把爱伦·坡的精神融会贯通,而有所成的不二人物。
保尔·瓦雷里(paulyalery)是一位师事马拉美(stephanemallarme),同时却又倾倒于爱伦·坡的伟大诗人。他曾说:“如果波特莱尔没有从爱伦·坡的著作中,幸运的发现新的知性世界,他恐怕也只不过是高提耶(theophilgauiter)的好对手,或是高蹈派【注】的一名大将吧。”(引自《恶之华》中“波特莱尔的地位”)。
瓦雷里曾形容爱伦·坡是明晰之魔、分析天才、将逻辑与想象、神秘性与精密估算以崭新引人的方式相结合的发明者、不凡的心理学家,善于利用各种艺术资源的文学技师……他把爱伦·坡和波特莱尔的关系用“两种精神的神奇接触”来形容,视为文学史上最富冲击性的大事。
【注】波特莱尔:charlesbaudelaire,法国诗人,象征派先驱,艺术至上主义和颓废主义的代表。
【注】爱伦·坡:edgarallanpoe,美国诗人、小说家,受英国浪漫派影响,善写短篇侦探小说及富于音乐性之诗篇。
【注】高蹈派:十九世纪后半法国的一个诗派。
同样描述过波特莱尔与爱伦·坡关系的,还有德国的哲学家,号称艺术评论之神的瓦尔特·班杰明(walterbenjamin)。他曾将波特莱尔诗作中的《恶之华》,评为“以分散的形式,囊括了侦探小说诸多决定性要素中的三项。”。
“牺牲者与犯罪现场(《殉教之女》)、杀人(《杀人之酒》),还有大众(《昨夜微光》)。他所欠缺的是第四个要素:能用知性从激情的气氛中脱身。波特莱尔之所以没有写侦探小说,就是因为依他的个性,要和侦探溶为一体,完成这个要素,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。”(引自“波特莱尔处身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”)。
的确,爱伦·坡小说中的主角不是犯罪者而是侦探。然而,波特莱尔的一生,却都着力于描述脱离不了社会角落及大都市黑暗地带的无赖汉,籍此表现自己的感情。
然而,结果那也是受到爱伦·坡在《群集的人》中所描述的徘徊伦敦街头的故事陈述者(这也算是一种侦探吧)的影响,此点在现代己成定论。那就是在爱伦·坡书中出现的大都市的孤独群众,以及其中一种“特别”形态的人——游民。爱伦·坡将之化为侦探,波特莱尔却将之视为无赖汉。在人人都可能是阴谋家的恐怖时代(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正是如此),任何人都可能扮演侦探的角色。然而波特莱尔却自诩为“观察者”,说他自己是“潜身漫游各处的帝王”。班杰明敏锐的指出,“侦探小说所隐藏的根本社会内涵,就是个人痕迹从大都市的群体中消失。”但即使同是“群体中的人”,爱伦·坡将之视为侦探,波特莱尔却将游民视为犯罪者,两着在此产生决定性的差异。
那么岛田庄司的情况又是如何呢?比方说《火刑都市》中,关于烧死的男人——群众中的一名劳工,他仅以“土屋的孤独逐渐开始呈现病态”来描述,至于追踪犯人的刑警中村,则以“中村一个人站在这些群众外”来强调。而当他写到犯人时,他们多半是平凡普通的社会成员,虽然在群众中也会感到孤独,但犯罪的动机却是远此这更强烈的执念。也就是说,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模式和人物类型。
“群众并非游民。”班杰明说。“在群众中,采取偏执的行动,会比冷然的举措更占优势。从群众我们反而可以推知,如果自己所属的环境遭到剥夺,游民会有什么反应。”换言之,由于大多数的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的职业,结果能够在都市中徘徊的,只有那些本身己脱离社会规范的人。同时,给予群众一个灵魂,才是这些徘徊街头的游民真正关心的事。
“给予群众一个灵魂”。想到这句话的意义时,读者应该可以约略察知,包含本书在内的御手洗洁系列中,御手洗本身在这个大都市中属于哪种人,他所追查的犯人又属于哪种人,让他们犯罪的动机又是什么等等。在《占星惹祸》中消失的犯人;在《异邦骑士》中忘了自己的男人,还有找到他的御手洗……当然,本书的情况也是相同的。在前言及第二幕所引用的波特莱尔,简直就是游民犯人所发出的讯息。相对的,第三幕引用的爱伦·坡,也可视为游民侦探所做的回应。
是的,岛田庄司创造了一个两者都是游民的崭新人物类型及作品世界。
爱伦·坡是他的创作根源。法兰梭瓦·福斯卡在《推理小说的历史与技巧》一书中,将爱伦·坡所创造的推理小说中,他所发明的规则列举如下:
一、主题事件乍看之下,是不可解的谜团。
二、某一人物或多数人物——同时或连续的——由于证据乍看之下指向他,而被误认为犯人。
三、证人的证词,物质与心理上的细微观察,及以严密的方法所做出的推论,打败性急的理论。分析家不算命卜卦,他用的是推论、观察。四、完全符合事实的破案,在事前丝毫来被预料到。
五、事件越异常,破案越容易。
六、消去所有不可解的要素后剩下的,乍看之下虽然难以相信,却是正确的答案。
爱伦·坡的这种概念,岛田庄司在《本格推理小说宣言》中也曾提及。
第一,要在一开头就显示出“具有幻想气息与强烈魅力的谜团”、“具有诗意美感的谜团”、“具有吸引力的美丽谜团”。
第二,必须具有“逻辑性”、“思考性”。
乍看之下,这两者是完全矛盾的,然而这点正足以证明爱伦·坡的伟大。爱伦·坡亲手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——不可解的领域。换言之,他让故事朝向两个方向发展。一个当然是文学本来就拥有的,描述最原始的野蛮冲动——无以名状的不安中潜伏的“恐惧”——的部分。另一个方向,则是以逻辑方法论为基础的“推理”部分。
在这里我忽然想到,直到今日,推理小说是否算是文学,仍在争论不休。然而,根据我个人浅见,在爱伦·坡的小说中,此点早已不彰自显了。
爱伦·坡的小说中涵盖了传统的文学方法,和逻辑方法这个新手段——这两种向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单取一方,就断定是“文学”或“推理”,老实说,根本是不成熟的。
比方说纪德(andregidle)认为,“文学”应该是使读者与其邂逅后从内在产生变化的东西。从这个定义来说,波特莱尔因为读了爱伦·坡的诗和小说而变化,那么我们该怎么形容在波特莱尔之下的众多文学家呢?就某种意义来说,这或许是非常幼稚短浅的想法,然而我还是无法抹去这个疑问。
说到这里,最近还有年轻作家用“推理小说就是为了杀人而写的小说”这种莫名其妙的论调来谈论自己的作品。对这位作家来说,就算有只为了被杀而出场的人物也没关系,而且可以强词夺理的辩解,对于这种人物不一定要做人物描写。有必要才描写,但因为没必要所以不描写。照我看来,这只能说他既无写作实力,书写功力也不够,所以不写是正确的。此外,越是这种文章写得差的年轻作家,越会忘记自己的缺点,厚着脸皮说什么“到了三十岁这个年纪,我也开始思考死亡”之类的话。文章可以反映人的内在,这点值得大家再深思。
到底是从何时、从何处,推理小说开始被这样扭曲的认定了呢?一个二十岁上下、专门写儿童推理小说的当代女作家,告诉编辑她想写安德烈·瓦克斯的巴克系列那种小说,编辑会赞同的说:“只要有想象力,你当然写得出‘那种玩意’。”
看来我的话题似乎扯偏了。闲话少说。总之,过去己有许多作家被称为爱伦·坡的继承者,今后恐怕还会出现很多这种人物吧。然而,至少在目前——如果加上这个条件的话,日本只有岛田庄司有资格被这样称呼。
“一方面以合逻辑的说明解释所有的谜团,同时又容许超逻辑的、茫然的、难以立刻接纳的说明。”法国推理作家保罗纳尔斯杰克如此说。
“真正的推理小说必须容许双重的解释。一方是逻辑性、不充分的解释,另一方是诗意的、空泛的解释。这两者同时都有效,彼此使对方更丰富,既充满人性同时又是非人性的,也就是照应那种如魔术般实在,却又有双重意义的本质。”
应该不只我一个人,觉得这个结论也是受到爱伦·坡的双重性影响吧。而岛田庄司将这些先贤的想法,以及他们未能完成的“明日小说”,完美的展现了出来。光看《水晶金字塔》,就足以充分窥见此点。他一方面彻底保持以逻辑去解释的姿态,同时又令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执着探究谜团的浪漫。
那既是可以用数学、科学和机械解明的逻辑,又能让读者体会到一种senseofwonder(惊异感)。就像孩提时,突然仰望星空,看到满天星光闪耀,之后领悟到星光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传送到地球的“事实”时,那种难以言喻的惊讶。
还有另一点。岛田庄司绝未忘记爱伦·坡小说中想象的统一。加斯顿·巴修拉(gastonbachelerd)在《水与梦》中也公允的指出,支配爱伦·坡诗学的意象就是垂死的母亲、沉重的水、大地之血。
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,岛田庄司的作品中,处处皆有水的意象。其中甚至也把文明终将溺毙,这种他个人的文明论织入文中。关于这点,他一方面用纯粹的恐惧——发生杀人事件,伴随惊愕降临周遭的恐惧——另一方面用所谓成人的恐惧,也就是害怕受挫的恐惧感来加以说明。换言之,那是一种深恐文明遭到否定,世界终将灭亡的恐惧。对于这种双重的恐惧,岛田庄司和爱伦·坡及波特莱尔一样,都是用“水”来描写。
的确——如果要牵强附会的话,几乎怎么说都可以——比方说,本书中流冰馆的斜塔,枯草映着夕阳闪烁金色光辉的场景,也许是因为贺德龄(注:friedrichholderlin,1770-1843德国着名抒情诗人,把古典希腊诗文的形式移植到德语中。生命中的后三十六年是在精神失常下度过。)患病后被幽禁在一座黄色塔中。这对厌倦文明的人来说是最适合的居处吧。……我甚至想到这个。
虽然还有很多想写的,不过就此打住吧。
我只想再说一点,这纯粹是我多管闲事啦,不过拜托别再搞什么“推荐文”了,好吗?
如果要写出理由,又要扯上一大堆,所以这次我只是纯粹拜托各位。不过,我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值得岛田庄司推荐的“真正”作家。即使写的是有些怪异或变形的建筑物推理小说,撇开作品内容和作者自身的态度不谈,我唯独无法忍受的,就是坚持只要没有违法就没关系这种狗屁理论的作家。
要描写怎样违法的建筑物都可以,只要是停留在纸上的真实。问题是,我希望作家能好好思考自己对推理小说抱持的态度。关于这一点,真希望师傅级的岛田庄司能教教他们。
不管怎样,岛田庄司对我来说是特别的——我认为他是真正继承爱伦·坡的作家。我相信这种看法并没有错,而我将本书视为“现代的《莫格街凶杀案》”的体认也不会改变。
解说/美口苑生
一九九二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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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阅读一首诗为例,我们可能从中感受或读取到作者的生活背景或生存时代、嗜好、欲望、苦恼、恐惧……甚至是思想。不仅是诗,一篇凝聚作者思想、倾全力写出的“娱乐”小说,也是一样的。不过,这种情况下的“诠释”,归根究底,可能大部分都是读者单方面的认定,或是牵强附会的导引到自以为是的结论上。
虽说如此,但是一边要取悦读者,一边将自己的思想浓缩凝聚的小说,就另一种意味来说,远比诗复杂,而且要读到这么深入的地步也很困难。就此而言,我这篇小文章可能也有自以为是的成分在吧。更何况我曾被u氏这个负责挖掘新本格派新进作家的讲谈社名编辑,批评为“上次〇〇先生的解说我己经看过了。那算什么?真是差劲的文章。”是个公开被贬的恶文家(也就是说,我是个多么随便的评论家。)不,那时他好像不是说“文章”,而是用“作文”这个字吧。
不过,害怕误解和批评只会一事无成,所以,我想先从我阅读岛田庄司的经验说起。
我最初接触的岛田作品,是《北夕鹤2/3杀人》。之后连忙又看了吉敷系列的前两本着作《卧铺特快车“隼鸟号”1/60秒之壁》和《出云传说7/8杀人》,至于以成名作《占星惹祸》为首的御手洗洁系列,是很晚之后才接触到的。
不过,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隐情,完全是个人因素。《占星惹祸》刊行时,我正忙于日本冒险小说协会及日本冒险作家俱乐部的营运和设立,几乎没时间阅读别的小说。(嗯……结果还是像在找借口。)这件事不知该说是幸或不幸,现在回想起来,老实说,我还是认为对于活在同时代的作家,应该尽量按照刊行顺序阅读。至少对我来说,由于先读了吉敷系列,我几乎认真的以为,岛田庄司这个作家(当然关于他的评价我己四处听了不少),以一个撰写旅游推理小说的人来说,算是本格倾向相当强烈,而且喜欢设计大规模而戏剧化的诡局。
然而,这种想法在我接触到御手洗洁系列后,就大幅改变了。尤其是阅读本书《斜屋犯罪》时,这种感想更加强烈。
至于理由,如果从结论来说的话,当我拿到本书,看到开头引用的波特莱尔【注】的《忧郁》,我才首度“理解”到这个作家想表达的东西,或者说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推理小说形态。当然,还有在第二幕开头引用波特莱尔的《面具》,第三幕引用的爱伦·坡【注】。
在获得这么多的路标(判断材料)后,对于作者的目标何在,该用什么方式去捕捉作者的理想,至少可以有一个大略的认识。
这是因为波特莱尔正是将爱伦·坡的魅力介绍到欧洲,把爱伦·坡的精神融会贯通,而有所成的不二人物。
保尔·瓦雷里(paulyalery)是一位师事马拉美(stephanemallarme),同时却又倾倒于爱伦·坡的伟大诗人。他曾说:“如果波特莱尔没有从爱伦·坡的著作中,幸运的发现新的知性世界,他恐怕也只不过是高提耶(theophilgauiter)的好对手,或是高蹈派【注】的一名大将吧。”(引自《恶之华》中“波特莱尔的地位”)。
瓦雷里曾形容爱伦·坡是明晰之魔、分析天才、将逻辑与想象、神秘性与精密估算以崭新引人的方式相结合的发明者、不凡的心理学家,善于利用各种艺术资源的文学技师……他把爱伦·坡和波特莱尔的关系用“两种精神的神奇接触”来形容,视为文学史上最富冲击性的大事。
【注】波特莱尔:charlesbaudelaire,法国诗人,象征派先驱,艺术至上主义和颓废主义的代表。
【注】爱伦·坡:edgarallanpoe,美国诗人、小说家,受英国浪漫派影响,善写短篇侦探小说及富于音乐性之诗篇。
【注】高蹈派:十九世纪后半法国的一个诗派。
同样描述过波特莱尔与爱伦·坡关系的,还有德国的哲学家,号称艺术评论之神的瓦尔特·班杰明(walterbenjamin)。他曾将波特莱尔诗作中的《恶之华》,评为“以分散的形式,囊括了侦探小说诸多决定性要素中的三项。”。
“牺牲者与犯罪现场(《殉教之女》)、杀人(《杀人之酒》),还有大众(《昨夜微光》)。他所欠缺的是第四个要素:能用知性从激情的气氛中脱身。波特莱尔之所以没有写侦探小说,就是因为依他的个性,要和侦探溶为一体,完成这个要素,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。”(引自“波特莱尔处身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”)。
的确,爱伦·坡小说中的主角不是犯罪者而是侦探。然而,波特莱尔的一生,却都着力于描述脱离不了社会角落及大都市黑暗地带的无赖汉,籍此表现自己的感情。
然而,结果那也是受到爱伦·坡在《群集的人》中所描述的徘徊伦敦街头的故事陈述者(这也算是一种侦探吧)的影响,此点在现代己成定论。那就是在爱伦·坡书中出现的大都市的孤独群众,以及其中一种“特别”形态的人——游民。爱伦·坡将之化为侦探,波特莱尔却将之视为无赖汉。在人人都可能是阴谋家的恐怖时代(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正是如此),任何人都可能扮演侦探的角色。然而波特莱尔却自诩为“观察者”,说他自己是“潜身漫游各处的帝王”。班杰明敏锐的指出,“侦探小说所隐藏的根本社会内涵,就是个人痕迹从大都市的群体中消失。”但即使同是“群体中的人”,爱伦·坡将之视为侦探,波特莱尔却将游民视为犯罪者,两着在此产生决定性的差异。
那么岛田庄司的情况又是如何呢?比方说《火刑都市》中,关于烧死的男人——群众中的一名劳工,他仅以“土屋的孤独逐渐开始呈现病态”来描述,至于追踪犯人的刑警中村,则以“中村一个人站在这些群众外”来强调。而当他写到犯人时,他们多半是平凡普通的社会成员,虽然在群众中也会感到孤独,但犯罪的动机却是远此这更强烈的执念。也就是说,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模式和人物类型。
“群众并非游民。”班杰明说。“在群众中,采取偏执的行动,会比冷然的举措更占优势。从群众我们反而可以推知,如果自己所属的环境遭到剥夺,游民会有什么反应。”换言之,由于大多数的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的职业,结果能够在都市中徘徊的,只有那些本身己脱离社会规范的人。同时,给予群众一个灵魂,才是这些徘徊街头的游民真正关心的事。
“给予群众一个灵魂”。想到这句话的意义时,读者应该可以约略察知,包含本书在内的御手洗洁系列中,御手洗本身在这个大都市中属于哪种人,他所追查的犯人又属于哪种人,让他们犯罪的动机又是什么等等。在《占星惹祸》中消失的犯人;在《异邦骑士》中忘了自己的男人,还有找到他的御手洗……当然,本书的情况也是相同的。在前言及第二幕所引用的波特莱尔,简直就是游民犯人所发出的讯息。相对的,第三幕引用的爱伦·坡,也可视为游民侦探所做的回应。
是的,岛田庄司创造了一个两者都是游民的崭新人物类型及作品世界。
爱伦·坡是他的创作根源。法兰梭瓦·福斯卡在《推理小说的历史与技巧》一书中,将爱伦·坡所创造的推理小说中,他所发明的规则列举如下:
一、主题事件乍看之下,是不可解的谜团。
二、某一人物或多数人物——同时或连续的——由于证据乍看之下指向他,而被误认为犯人。
三、证人的证词,物质与心理上的细微观察,及以严密的方法所做出的推论,打败性急的理论。分析家不算命卜卦,他用的是推论、观察。四、完全符合事实的破案,在事前丝毫来被预料到。
五、事件越异常,破案越容易。
六、消去所有不可解的要素后剩下的,乍看之下虽然难以相信,却是正确的答案。
爱伦·坡的这种概念,岛田庄司在《本格推理小说宣言》中也曾提及。
第一,要在一开头就显示出“具有幻想气息与强烈魅力的谜团”、“具有诗意美感的谜团”、“具有吸引力的美丽谜团”。
第二,必须具有“逻辑性”、“思考性”。
乍看之下,这两者是完全矛盾的,然而这点正足以证明爱伦·坡的伟大。爱伦·坡亲手开拓了文学的新领域——不可解的领域。换言之,他让故事朝向两个方向发展。一个当然是文学本来就拥有的,描述最原始的野蛮冲动——无以名状的不安中潜伏的“恐惧”——的部分。另一个方向,则是以逻辑方法论为基础的“推理”部分。
在这里我忽然想到,直到今日,推理小说是否算是文学,仍在争论不休。然而,根据我个人浅见,在爱伦·坡的小说中,此点早已不彰自显了。
爱伦·坡的小说中涵盖了传统的文学方法,和逻辑方法这个新手段——这两种向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单取一方,就断定是“文学”或“推理”,老实说,根本是不成熟的。
比方说纪德(andregidle)认为,“文学”应该是使读者与其邂逅后从内在产生变化的东西。从这个定义来说,波特莱尔因为读了爱伦·坡的诗和小说而变化,那么我们该怎么形容在波特莱尔之下的众多文学家呢?就某种意义来说,这或许是非常幼稚短浅的想法,然而我还是无法抹去这个疑问。
说到这里,最近还有年轻作家用“推理小说就是为了杀人而写的小说”这种莫名其妙的论调来谈论自己的作品。对这位作家来说,就算有只为了被杀而出场的人物也没关系,而且可以强词夺理的辩解,对于这种人物不一定要做人物描写。有必要才描写,但因为没必要所以不描写。照我看来,这只能说他既无写作实力,书写功力也不够,所以不写是正确的。此外,越是这种文章写得差的年轻作家,越会忘记自己的缺点,厚着脸皮说什么“到了三十岁这个年纪,我也开始思考死亡”之类的话。文章可以反映人的内在,这点值得大家再深思。
到底是从何时、从何处,推理小说开始被这样扭曲的认定了呢?一个二十岁上下、专门写儿童推理小说的当代女作家,告诉编辑她想写安德烈·瓦克斯的巴克系列那种小说,编辑会赞同的说:“只要有想象力,你当然写得出‘那种玩意’。”
看来我的话题似乎扯偏了。闲话少说。总之,过去己有许多作家被称为爱伦·坡的继承者,今后恐怕还会出现很多这种人物吧。然而,至少在目前——如果加上这个条件的话,日本只有岛田庄司有资格被这样称呼。
“一方面以合逻辑的说明解释所有的谜团,同时又容许超逻辑的、茫然的、难以立刻接纳的说明。”法国推理作家保罗纳尔斯杰克如此说。
“真正的推理小说必须容许双重的解释。一方是逻辑性、不充分的解释,另一方是诗意的、空泛的解释。这两者同时都有效,彼此使对方更丰富,既充满人性同时又是非人性的,也就是照应那种如魔术般实在,却又有双重意义的本质。”
应该不只我一个人,觉得这个结论也是受到爱伦·坡的双重性影响吧。而岛田庄司将这些先贤的想法,以及他们未能完成的“明日小说”,完美的展现了出来。光看《水晶金字塔》,就足以充分窥见此点。他一方面彻底保持以逻辑去解释的姿态,同时又令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执着探究谜团的浪漫。
那既是可以用数学、科学和机械解明的逻辑,又能让读者体会到一种senseofwonder(惊异感)。就像孩提时,突然仰望星空,看到满天星光闪耀,之后领悟到星光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传送到地球的“事实”时,那种难以言喻的惊讶。
还有另一点。岛田庄司绝未忘记爱伦·坡小说中想象的统一。加斯顿·巴修拉(gastonbachelerd)在《水与梦》中也公允的指出,支配爱伦·坡诗学的意象就是垂死的母亲、沉重的水、大地之血。
不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,岛田庄司的作品中,处处皆有水的意象。其中甚至也把文明终将溺毙,这种他个人的文明论织入文中。关于这点,他一方面用纯粹的恐惧——发生杀人事件,伴随惊愕降临周遭的恐惧——另一方面用所谓成人的恐惧,也就是害怕受挫的恐惧感来加以说明。换言之,那是一种深恐文明遭到否定,世界终将灭亡的恐惧。对于这种双重的恐惧,岛田庄司和爱伦·坡及波特莱尔一样,都是用“水”来描写。
的确——如果要牵强附会的话,几乎怎么说都可以——比方说,本书中流冰馆的斜塔,枯草映着夕阳闪烁金色光辉的场景,也许是因为贺德龄(注:friedrichholderlin,1770-1843德国着名抒情诗人,把古典希腊诗文的形式移植到德语中。生命中的后三十六年是在精神失常下度过。)患病后被幽禁在一座黄色塔中。这对厌倦文明的人来说是最适合的居处吧。……我甚至想到这个。
虽然还有很多想写的,不过就此打住吧。
我只想再说一点,这纯粹是我多管闲事啦,不过拜托别再搞什么“推荐文”了,好吗?
如果要写出理由,又要扯上一大堆,所以这次我只是纯粹拜托各位。不过,我依然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值得岛田庄司推荐的“真正”作家。即使写的是有些怪异或变形的建筑物推理小说,撇开作品内容和作者自身的态度不谈,我唯独无法忍受的,就是坚持只要没有违法就没关系这种狗屁理论的作家。
要描写怎样违法的建筑物都可以,只要是停留在纸上的真实。问题是,我希望作家能好好思考自己对推理小说抱持的态度。关于这一点,真希望师傅级的岛田庄司能教教他们。
不管怎样,岛田庄司对我来说是特别的——我认为他是真正继承爱伦·坡的作家。我相信这种看法并没有错,而我将本书视为“现代的《莫格街凶杀案》”的体认也不会改变。
解说/美口苑生
一九九二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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