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章 双城 上
镇边郡,安远县城,一众官吏和衙役,聚集在城门外。
安远县是镇边郡郡治所在,城址坐落于河边,城外则是一条古代的道路。许久之前,这里就是前往原帝国中部各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,那条道路的历史,甚至可以追溯到精灵们还在北方活跃的年代。
人类帝国也渐渐衰落之后,这个繁华的边区重镇也随之失去了地位,只是作为帝国向乌尼亚地区扩张和殖民的前哨存在,甚至一度因为乌尼亚人的武装反扑,被捣毁、放弃过。
汉朝控制这里之后,征召周围居民,拆毁了坍塌的堡垒,在附近另行选择了现在的城址,又建立了新城。
这种新城老城并立的现象,在凉州很多地方都存在。安远县新城旧城离得还算近,有些县城甚至搬到了百里之外。因为当地绝大部分旧城,选址思路就和中原不太一样。
建城是一件很慎重的大事。在选址之前,凉州官吏就按照习惯流程,对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寻访。钱程等人,还从乌尼亚教区和加拉西亚教区的档案里,抽调了不少资料,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、旱涝记录、土壤矿产,进行仔细的分析。
从搜集的资料中,可以很容易发现,当地的城镇,尤其新一点的城镇,选址大部分都在交通便捷、贸易发达的地方。因为它们的前身,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集市,或是商队停歇、交易的地点。
虽然他们的文明水平常年被人鄙视,但这数百年来,西洲人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,掌握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。连他们的国家组织,也比以往正规了很多。领主们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,经常干一些阻断商路、打劫商人的事情,但贵族们的秩序再差,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好。现在内陆的贸易,比过去已经发达很多了。
原来只能在海港和大城直接往来的大型商队,现在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。而沿途的城镇,也跟着快速繁荣起来。
官吏们还发现,这些城市实际上游离于当地的统治之外。市民和贵族时常发生冲突,有条件的城市都会建起城墙,招募卫队,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名义上的领主们。
这倒是可以用已有资料,顺理成章地解释。
领主的主要势力在乡村。按照古老的封建传统,农民们向领主缴纳贡赋,而领主则用这些赋税养活自己的武士团。依靠整个领地提供的收入,领主可以保证自己和侍从们有足够的伙食,可以坚持长期的军事训练;有足够的物资,可以置备战马和军械。而这个武士团,要给领地提供武力保护,让大家能够在那个极其危险和恶劣的年代,生存下去。
后来,因为规模的扩大,教会也参与了进来。教会给领主提供知识,帮助这些文盲,运行更加复杂、更加庞大的组织。也给农民提供育种、养殖技术,帮他们改良农业,有时还会调解农民和领主的纠纷。一些地方,教会还有自己的宗教武士团和管理机构,可以代替领主的职能。
总而言之,虽然西洲从来不缺少暴力和苛政,但在乡村社会中,领主、教会、农民,确实是相互依存,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。
但城里就完全不一样。
这些城市的居民,主要是商人,还有工匠和服务人员。城市的生存,并不依赖于土地,而是依附于商路存在,靠商业利润养活自己。生活需要的物资,也可以从其他城市或是周围乡村直接购买。
而除了做生意,他们对乡间也没有多大兴趣。对城市来说,管理乡村太过劳累,利润也很低,一些有经济作物的庄园和矿场,还有开发的价值,其他的地方则完全得不偿失。
所以,市民并不想和领主一样,对乡村承担哪怕是名义上的义务。乡村只要向他们提供农产品原料,再买走商品就行。最好是做完买卖就走,不需要产生太多瓜葛。而且,能够组建城市的地方,市民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组织和武力,不需要当地领主提供保护。商人也能更容易获得教育,可以从师父那里学来行业中必要的知识,所以对教会的依赖也不高。他们并不需要加入乡村式的社会结构,只靠自己就可以了。
最后,大部分贵族都没有兴建和维护城市的能力,所以从一开始,城市就是在领主的控制之外形成的。这也导致领主对这种城市的控制,普遍都很薄弱。
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来说,城市就像另一个文明,突兀地插进了自己生活的社会中,双方的关系,也理所当然的糟糕。
官吏们发现,就算是夏洛特这个级别的国君,对很多城市的控制依然是力不从心。城市只是向女王称臣,定期纳贡,管理城市的权力,还是在大商人和行会控制的市民议会手里。
而即使这种程度的松散控制,也不是很稳固,因为本质上,只是市民畏惧她的军队,向她臣服,请求妥协而已。一旦出现了新情况,原有的平衡被打破,双方又会立刻产生矛盾,轻则讨价还价,重则大打出手。
更何况,加拉西亚现在还算好的。巴里希国王已经不知道被市民赶走多少次了,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谁的领地上。
这种控制力度,放在汉朝,只能算羁縻国。
但按照汉朝的标准考虑,西洲国家就没几个有本土了,国王们人均都是无地王……所以暂时也不能这么算。
相对而言,中原的城市,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钱程找太史帮忙,罗列史籍,很容易就能确认,现在的中原城市,大部分都是周朝时确立的。
要是按照西洲的标准,他们更应该叫城堡。
周天子派出诸侯去各地,带领自己的民众,建立城邑。这些城邑有些是商朝就有的旧城,有些是新城,但无论如何,都是被诸侯完全接管的。它们也不是为了商业才成立,而是完全为了军事目的。
和城堡的区别,大概就在于规模。中原战争的烈度太高,规模太大,只靠领主们的武士,是没法维持的。所以,诸侯手下的国人,全都得作为武士接受训练,参加战争。这些国人的家,和各种附属设施,都需要保护在城墙内,所以城邑也比城堡大了不少。
而且,因为国人数量太多,靠贡赋是不够的。国人自己也得出城耕地,有些小国,国君都得亲自去田里。即使这样,周人的国人数量也还是不够,很快,殷顽民、野人乃至归化夷狄,都被拉进了国人的行列。
和西洲一样,诸侯们当然也不可能都是理想的君主,但这套制度还是运行的不错。原因也很好理解,因为战争实在太激烈,水平不行的诸侯很快就被蛮夷干掉了,根本等不到城邑发展起来……
至此,凉州官吏基本形成了共识,那就是西洲的城市,和中原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钱程和一些学者则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。他们总结后认为,西洲的传统贵族,属于农业性质的文明;新兴的城市,属于商业文明。而中原的文明,显然是战争文明。
哪怕都是城市,运行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,所以不能强行套用之前在中原的经验,否则肯定容易出问题。但反过来说,放任他们继续这么下去,肯定也不行。
这种情况下,大家想出了一个更简单但也有效的方案——直接建立一座新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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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远县是镇边郡郡治所在,城址坐落于河边,城外则是一条古代的道路。许久之前,这里就是前往原帝国中部各领地的主要交通枢纽,那条道路的历史,甚至可以追溯到精灵们还在北方活跃的年代。
人类帝国也渐渐衰落之后,这个繁华的边区重镇也随之失去了地位,只是作为帝国向乌尼亚地区扩张和殖民的前哨存在,甚至一度因为乌尼亚人的武装反扑,被捣毁、放弃过。
汉朝控制这里之后,征召周围居民,拆毁了坍塌的堡垒,在附近另行选择了现在的城址,又建立了新城。
这种新城老城并立的现象,在凉州很多地方都存在。安远县新城旧城离得还算近,有些县城甚至搬到了百里之外。因为当地绝大部分旧城,选址思路就和中原不太一样。
建城是一件很慎重的大事。在选址之前,凉州官吏就按照习惯流程,对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寻访。钱程等人,还从乌尼亚教区和加拉西亚教区的档案里,抽调了不少资料,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、旱涝记录、土壤矿产,进行仔细的分析。
从搜集的资料中,可以很容易发现,当地的城镇,尤其新一点的城镇,选址大部分都在交通便捷、贸易发达的地方。因为它们的前身,是当地人自发形成的集市,或是商队停歇、交易的地点。
虽然他们的文明水平常年被人鄙视,但这数百年来,西洲人类的数量一直在增长,掌握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。连他们的国家组织,也比以往正规了很多。领主们依然是商业发展的最大障碍,经常干一些阻断商路、打劫商人的事情,但贵族们的秩序再差,也比完全没有秩序好。现在内陆的贸易,比过去已经发达很多了。
原来只能在海港和大城直接往来的大型商队,现在可以深入更多的地方。而沿途的城镇,也跟着快速繁荣起来。
官吏们还发现,这些城市实际上游离于当地的统治之外。市民和贵族时常发生冲突,有条件的城市都会建起城墙,招募卫队,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们名义上的领主们。
这倒是可以用已有资料,顺理成章地解释。
领主的主要势力在乡村。按照古老的封建传统,农民们向领主缴纳贡赋,而领主则用这些赋税养活自己的武士团。依靠整个领地提供的收入,领主可以保证自己和侍从们有足够的伙食,可以坚持长期的军事训练;有足够的物资,可以置备战马和军械。而这个武士团,要给领地提供武力保护,让大家能够在那个极其危险和恶劣的年代,生存下去。
后来,因为规模的扩大,教会也参与了进来。教会给领主提供知识,帮助这些文盲,运行更加复杂、更加庞大的组织。也给农民提供育种、养殖技术,帮他们改良农业,有时还会调解农民和领主的纠纷。一些地方,教会还有自己的宗教武士团和管理机构,可以代替领主的职能。
总而言之,虽然西洲从来不缺少暴力和苛政,但在乡村社会中,领主、教会、农民,确实是相互依存,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结构。
但城里就完全不一样。
这些城市的居民,主要是商人,还有工匠和服务人员。城市的生存,并不依赖于土地,而是依附于商路存在,靠商业利润养活自己。生活需要的物资,也可以从其他城市或是周围乡村直接购买。
而除了做生意,他们对乡间也没有多大兴趣。对城市来说,管理乡村太过劳累,利润也很低,一些有经济作物的庄园和矿场,还有开发的价值,其他的地方则完全得不偿失。
所以,市民并不想和领主一样,对乡村承担哪怕是名义上的义务。乡村只要向他们提供农产品原料,再买走商品就行。最好是做完买卖就走,不需要产生太多瓜葛。而且,能够组建城市的地方,市民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组织和武力,不需要当地领主提供保护。商人也能更容易获得教育,可以从师父那里学来行业中必要的知识,所以对教会的依赖也不高。他们并不需要加入乡村式的社会结构,只靠自己就可以了。
最后,大部分贵族都没有兴建和维护城市的能力,所以从一开始,城市就是在领主的控制之外形成的。这也导致领主对这种城市的控制,普遍都很薄弱。
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来说,城市就像另一个文明,突兀地插进了自己生活的社会中,双方的关系,也理所当然的糟糕。
官吏们发现,就算是夏洛特这个级别的国君,对很多城市的控制依然是力不从心。城市只是向女王称臣,定期纳贡,管理城市的权力,还是在大商人和行会控制的市民议会手里。
而即使这种程度的松散控制,也不是很稳固,因为本质上,只是市民畏惧她的军队,向她臣服,请求妥协而已。一旦出现了新情况,原有的平衡被打破,双方又会立刻产生矛盾,轻则讨价还价,重则大打出手。
更何况,加拉西亚现在还算好的。巴里希国王已经不知道被市民赶走多少次了,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谁的领地上。
这种控制力度,放在汉朝,只能算羁縻国。
但按照汉朝的标准考虑,西洲国家就没几个有本土了,国王们人均都是无地王……所以暂时也不能这么算。
相对而言,中原的城市,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。钱程找太史帮忙,罗列史籍,很容易就能确认,现在的中原城市,大部分都是周朝时确立的。
要是按照西洲的标准,他们更应该叫城堡。
周天子派出诸侯去各地,带领自己的民众,建立城邑。这些城邑有些是商朝就有的旧城,有些是新城,但无论如何,都是被诸侯完全接管的。它们也不是为了商业才成立,而是完全为了军事目的。
和城堡的区别,大概就在于规模。中原战争的烈度太高,规模太大,只靠领主们的武士,是没法维持的。所以,诸侯手下的国人,全都得作为武士接受训练,参加战争。这些国人的家,和各种附属设施,都需要保护在城墙内,所以城邑也比城堡大了不少。
而且,因为国人数量太多,靠贡赋是不够的。国人自己也得出城耕地,有些小国,国君都得亲自去田里。即使这样,周人的国人数量也还是不够,很快,殷顽民、野人乃至归化夷狄,都被拉进了国人的行列。
和西洲一样,诸侯们当然也不可能都是理想的君主,但这套制度还是运行的不错。原因也很好理解,因为战争实在太激烈,水平不行的诸侯很快就被蛮夷干掉了,根本等不到城邑发展起来……
至此,凉州官吏基本形成了共识,那就是西洲的城市,和中原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钱程和一些学者则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。他们总结后认为,西洲的传统贵族,属于农业性质的文明;新兴的城市,属于商业文明。而中原的文明,显然是战争文明。
哪怕都是城市,运行的原理也完全不一样,所以不能强行套用之前在中原的经验,否则肯定容易出问题。但反过来说,放任他们继续这么下去,肯定也不行。
这种情况下,大家想出了一个更简单但也有效的方案——直接建立一座新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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