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二章 教派与学派 上
在西洲的这段日子里,钱程一直在努力帮夏洛特对付各个方面的障碍。这显然不能只靠他自己,也不能只靠嘴上功夫。让巴里希人无话可说很简单,但几句话就让他们投降臣服,未免想太多了。
钱程真正看重的,是这些理论的效果。
在凉州,在加拉西亚,他获得的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而这一点,他的不少同道中人也是清楚的。
中原人的社会体系里,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在现实中证明自己,才能算“有意义”。因此不管哪家哪派的学问,说到底都是政治哲学。它们的目标和存在意义,就是进行实际操作,指导社会运行,以求达到或者至少接近理想中的状态。
不过可惜的是,绝大部分学问,都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。
国君和权贵们,对于百家之学,时常嗤之以鼻。有时予以采用,也仅仅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,无视乃至歪曲其他部分的内容,甚至主动对学派进行打击和迫害。
当年墨家入秦,一时颇受器重,但学了一些东西之后,学派就渐渐沉寂,以至于赵飞燕的师祖们,去和山东儒生一起反秦;汉朝当初号称推崇黄老,殷琼等人却始终不被重用,他们的很多关键主张,朝廷也不听,最后只能流落民间。像这种事情,一直都不少。
因此,现在这个机会,对钱程来说才如此宝贵。
实际上,看到这个机会的也不止他这一系。形势稳定之后,还有行动能力的各家各派,几乎都有人往这里跑,像赵飞燕一伙,就发展很快。不过也是因为如此,钱程才能在短时间内在这种蛮荒之地,聚集足够的人才。
钱程现在的目标,一边是要教化当地民众,另一边也要组织士人,让个人和集体的能力都得到锻炼和升级。尤其是在组织这方面,要求越来越迫切。
比如,当今教会里,转为支持与汉朝和解的人越来越多,甚至有很多人认为,应该主动学习儒道墨各家的思想。其中一部分原因,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严重失败,但不可忽视的是,教会内部,对于这种学习的前景,是非常自信的,尤其是在儒家这方面。
钱程和教会人士多有往来。卡尔曼大主教告诉他,这个流派出自维塔利亚北部山区的几座修道院,最近在各教区很流行,圣城里的枢机们现在都在讨论。卡尔曼还送了钱程一本他们写的册子,建议他自己看看这些人的想法。
教会里的不少人,已经和汉朝官府以及民间有所往来,尤其是位于东部的各教区。但之前,教廷曾经发动过对东方的远征,讨伐异教徒的教令理论上至今还没取消,这时候就直接跟人家合作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有些事情,确实是需要联络的。大陆上四处流窜的妖魔,明显缺乏领地边界概念,审判庭的猎杀小队,时不时就需要到地广人稀、巢穴众多的东部边疆去,而在这里行动,不找凉州官府配合,说实话不太可能。
审判庭的行动机构已经多次要求,和对方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只靠几个熟人的面子。有人甚至认为,汉朝那套制度,才能更有力地管控、更及时地剿除危险因素。不但要建立联系,还应该多组织人去参观,观察他们是如何对付怪物和邪教徒的。
所以,名义上的敌对关系虽然还在,但很早之前,交流就已经开始了。慢慢地,不少人都改变了思路,觉得都现在这个情况了,不如改变思路,和汉朝共存。
而和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,这一回的思潮,是希望大家主动去学习汉朝的哲学,尤其是儒家的思想。甚至加入汉朝,给官府当差,也是可以的。
这个想法最早是一名叫彼得的修士提出的。当时,审判庭里有人得到了凉州官府允许,帮助官府追捕晚倍恶,因此带了一整队人去帮忙。彼得修士精通经文,擅长祈祷和神术,得到修道院长瓦尔姆的推荐,也加入了队伍,在凉州待了将近一年。
在此期间,他跟着追捕小队,在凉州各处奔波,见过从郡县官员到普通民众,形形色//色的人们。在给瓦尔姆院长的书信里,他陆续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想法。任务结束后,彼得修士和瓦尔姆院长对此进行了总结。
他们发现,汉朝是没有国教的。
彼得修士一度很奇怪,到底是谁在为国家提供人才,为民众提供知识,并且引导大家的精神生活。他说,自己前后接触过几家所谓的思想流派,却发现,虽然一个个都号称自己和教会对应,但这些人甚至称不上组织。他们的结构都非常松散,对学徒和追随者缺乏管理。哪怕号称组织最严密、信仰最坚定的墨家,也就是个行会、帮会的水平,而且规模小的可怜。据说鼎盛时期,核心成员也就三五百人,能宁死不屈的也就一百多号。教会和异族作战的时候,每年封圣的殉教者都不止这点。哪怕现在,去艾博罗地区,随便选个教区,找个千八百号不怕死的狂热信徒,也是绰绰有余的。
彼得修士发现,汉朝人把影响力大的思想流派,称为“显学”。而几家曾经荣登过显学之位的流派里,组织程度最差的,就是现在势头最盛的儒家。那个墨家不必多说,连道家据说都在神灵指点下,开始传播信仰,组织教众。就这个儒家,基本上什么靠谱组织都没有。
他在凉州采访了一些士人,发现了许多例子。比如,和教会的最高神权,从先知、使徒开始代代相传不同,儒家别说没有“最高权力”,连稳定的师承顺序都欠缺。
当今汉朝的儒家,有几个主要的思想来源。把开宗立派的孔先生比作儒家先知的话,在最开始,似乎也是有圣徒和教派存在的。但现在,影响最大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大哲学家荀先生,而这么重要的人物,大家却连他师从哪位圣徒,都不能确定。他可能就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,至少不是什么和孔子师承密切的名人。甚至有人认为,他是跟着别家学的。
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者,这样没什么问题。教会内部,也不乏通过自学,最后成为知名神学家的人。但儒家是缺少“教廷”的,为了弥补这个空缺,历代大儒在法理上,实际上担当了教宗的角色。而“教宗”们彼此缺乏联系,对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这种现象也不止荀先生自己。据说现在凉州最流行的经文释读流派,是“公羊家”的学说,总督钱程自己就声称自己是这个派系的弟子。公羊家源自先知孔先生门下的一位知名圣徒,被称为“子夏先生”。他的一个徒弟公羊高,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一开始,影响不大,只是在家族中口耳相传。第五代传人公羊寿,有个弟子叫胡毋生,两人整理了公羊家族的家传学说,一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,就此流行起来。
这一系的传承看起来很有序,但问题是,现在这一派最有名的大儒董仲舒先生,又是一个“学术野人”。他和公羊家族,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,也是靠自己研究经义出了名,被大家公认为当世大儒的。
彼得还发现,凉州的钱先生,是本地最有名气的儒生,但他的师承一样很勉强。他年龄辈分太小,求学的时候,胡毋生已经去世,而董先生也不在齐地老家,显然和这两人是无关的。
据一些和他相熟的士人说,钱先生早年学的既不是荀子,也不是公羊,而是子思、孟子的学说。孟子一系,在当今影响不大,后学寥寥,也是个传承都有问题的学派。钱先生连个人类师傅都没找到,这些学问,是他早年上学时,从跟随过孟子的山野老狐那里学来的。
彼得修士对此十分惊讶,直言这已经不是师承混乱的问题了。虽然不知道汉朝人怎么看待这种“野狐之学”,但他作为一名教士,怎么想都觉得过于离谱。而且就算这个没问题,他也只是一个冷门学派的弟子。
后来,当地的大商人苏白芷,赞助钱程游学,让他去了东平,师从一位叫“嬴公”的知名公羊派学者。大家认为,从这里开始,钱先生也算是公羊学的门生了。
然而可能是离得太远,凉州的士人,甚至说不清东平嬴公是师从胡先生,还是师从董先生——他们的传承就是如此混乱。
这个学派内部没有正式的交接秩序,公认的首领“大儒”,只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,获得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,并没有制度化,也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。显然,这是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的。这方面,他们比墨家都差很多——起码人家的首领是真的有权力和传承的。
彼得修士认为,儒家如果想要建立组织,起码得把自己的法理传承理顺,否则连合法性的传承有序都做不到,组织的稳固性自然大打折扣。
而这,正是教会对汉朝各派的最大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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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程真正看重的,是这些理论的效果。
在凉州,在加拉西亚,他获得的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而这一点,他的不少同道中人也是清楚的。
中原人的社会体系里,一切思想最终都要在现实中证明自己,才能算“有意义”。因此不管哪家哪派的学问,说到底都是政治哲学。它们的目标和存在意义,就是进行实际操作,指导社会运行,以求达到或者至少接近理想中的状态。
不过可惜的是,绝大部分学问,都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。
国君和权贵们,对于百家之学,时常嗤之以鼻。有时予以采用,也仅仅截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,无视乃至歪曲其他部分的内容,甚至主动对学派进行打击和迫害。
当年墨家入秦,一时颇受器重,但学了一些东西之后,学派就渐渐沉寂,以至于赵飞燕的师祖们,去和山东儒生一起反秦;汉朝当初号称推崇黄老,殷琼等人却始终不被重用,他们的很多关键主张,朝廷也不听,最后只能流落民间。像这种事情,一直都不少。
因此,现在这个机会,对钱程来说才如此宝贵。
实际上,看到这个机会的也不止他这一系。形势稳定之后,还有行动能力的各家各派,几乎都有人往这里跑,像赵飞燕一伙,就发展很快。不过也是因为如此,钱程才能在短时间内在这种蛮荒之地,聚集足够的人才。
钱程现在的目标,一边是要教化当地民众,另一边也要组织士人,让个人和集体的能力都得到锻炼和升级。尤其是在组织这方面,要求越来越迫切。
比如,当今教会里,转为支持与汉朝和解的人越来越多,甚至有很多人认为,应该主动学习儒道墨各家的思想。其中一部分原因,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严重失败,但不可忽视的是,教会内部,对于这种学习的前景,是非常自信的,尤其是在儒家这方面。
钱程和教会人士多有往来。卡尔曼大主教告诉他,这个流派出自维塔利亚北部山区的几座修道院,最近在各教区很流行,圣城里的枢机们现在都在讨论。卡尔曼还送了钱程一本他们写的册子,建议他自己看看这些人的想法。
教会里的不少人,已经和汉朝官府以及民间有所往来,尤其是位于东部的各教区。但之前,教廷曾经发动过对东方的远征,讨伐异教徒的教令理论上至今还没取消,这时候就直接跟人家合作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有些事情,确实是需要联络的。大陆上四处流窜的妖魔,明显缺乏领地边界概念,审判庭的猎杀小队,时不时就需要到地广人稀、巢穴众多的东部边疆去,而在这里行动,不找凉州官府配合,说实话不太可能。
审判庭的行动机构已经多次要求,和对方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只靠几个熟人的面子。有人甚至认为,汉朝那套制度,才能更有力地管控、更及时地剿除危险因素。不但要建立联系,还应该多组织人去参观,观察他们是如何对付怪物和邪教徒的。
所以,名义上的敌对关系虽然还在,但很早之前,交流就已经开始了。慢慢地,不少人都改变了思路,觉得都现在这个情况了,不如改变思路,和汉朝共存。
而和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,这一回的思潮,是希望大家主动去学习汉朝的哲学,尤其是儒家的思想。甚至加入汉朝,给官府当差,也是可以的。
这个想法最早是一名叫彼得的修士提出的。当时,审判庭里有人得到了凉州官府允许,帮助官府追捕晚倍恶,因此带了一整队人去帮忙。彼得修士精通经文,擅长祈祷和神术,得到修道院长瓦尔姆的推荐,也加入了队伍,在凉州待了将近一年。
在此期间,他跟着追捕小队,在凉州各处奔波,见过从郡县官员到普通民众,形形色//色的人们。在给瓦尔姆院长的书信里,他陆续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想法。任务结束后,彼得修士和瓦尔姆院长对此进行了总结。
他们发现,汉朝是没有国教的。
彼得修士一度很奇怪,到底是谁在为国家提供人才,为民众提供知识,并且引导大家的精神生活。他说,自己前后接触过几家所谓的思想流派,却发现,虽然一个个都号称自己和教会对应,但这些人甚至称不上组织。他们的结构都非常松散,对学徒和追随者缺乏管理。哪怕号称组织最严密、信仰最坚定的墨家,也就是个行会、帮会的水平,而且规模小的可怜。据说鼎盛时期,核心成员也就三五百人,能宁死不屈的也就一百多号。教会和异族作战的时候,每年封圣的殉教者都不止这点。哪怕现在,去艾博罗地区,随便选个教区,找个千八百号不怕死的狂热信徒,也是绰绰有余的。
彼得修士发现,汉朝人把影响力大的思想流派,称为“显学”。而几家曾经荣登过显学之位的流派里,组织程度最差的,就是现在势头最盛的儒家。那个墨家不必多说,连道家据说都在神灵指点下,开始传播信仰,组织教众。就这个儒家,基本上什么靠谱组织都没有。
他在凉州采访了一些士人,发现了许多例子。比如,和教会的最高神权,从先知、使徒开始代代相传不同,儒家别说没有“最高权力”,连稳定的师承顺序都欠缺。
当今汉朝的儒家,有几个主要的思想来源。把开宗立派的孔先生比作儒家先知的话,在最开始,似乎也是有圣徒和教派存在的。但现在,影响最大的是一百多年前的大哲学家荀先生,而这么重要的人物,大家却连他师从哪位圣徒,都不能确定。他可能就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,至少不是什么和孔子师承密切的名人。甚至有人认为,他是跟着别家学的。
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学者,这样没什么问题。教会内部,也不乏通过自学,最后成为知名神学家的人。但儒家是缺少“教廷”的,为了弥补这个空缺,历代大儒在法理上,实际上担当了教宗的角色。而“教宗”们彼此缺乏联系,对组织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这种现象也不止荀先生自己。据说现在凉州最流行的经文释读流派,是“公羊家”的学说,总督钱程自己就声称自己是这个派系的弟子。公羊家源自先知孔先生门下的一位知名圣徒,被称为“子夏先生”。他的一个徒弟公羊高,开创了一个流派。一开始,影响不大,只是在家族中口耳相传。第五代传人公羊寿,有个弟子叫胡毋生,两人整理了公羊家族的家传学说,一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,就此流行起来。
这一系的传承看起来很有序,但问题是,现在这一派最有名的大儒董仲舒先生,又是一个“学术野人”。他和公羊家族,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,也是靠自己研究经义出了名,被大家公认为当世大儒的。
彼得还发现,凉州的钱先生,是本地最有名气的儒生,但他的师承一样很勉强。他年龄辈分太小,求学的时候,胡毋生已经去世,而董先生也不在齐地老家,显然和这两人是无关的。
据一些和他相熟的士人说,钱先生早年学的既不是荀子,也不是公羊,而是子思、孟子的学说。孟子一系,在当今影响不大,后学寥寥,也是个传承都有问题的学派。钱先生连个人类师傅都没找到,这些学问,是他早年上学时,从跟随过孟子的山野老狐那里学来的。
彼得修士对此十分惊讶,直言这已经不是师承混乱的问题了。虽然不知道汉朝人怎么看待这种“野狐之学”,但他作为一名教士,怎么想都觉得过于离谱。而且就算这个没问题,他也只是一个冷门学派的弟子。
后来,当地的大商人苏白芷,赞助钱程游学,让他去了东平,师从一位叫“嬴公”的知名公羊派学者。大家认为,从这里开始,钱先生也算是公羊学的门生了。
然而可能是离得太远,凉州的士人,甚至说不清东平嬴公是师从胡先生,还是师从董先生——他们的传承就是如此混乱。
这个学派内部没有正式的交接秩序,公认的首领“大儒”,只是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,获得大家对他本人的尊重,并没有制度化,也没有权力命令其他人。显然,这是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的。这方面,他们比墨家都差很多——起码人家的首领是真的有权力和传承的。
彼得修士认为,儒家如果想要建立组织,起码得把自己的法理传承理顺,否则连合法性的传承有序都做不到,组织的稳固性自然大打折扣。
而这,正是教会对汉朝各派的最大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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