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四章 尊孔复古
对于钱程的疑惑,第一纪来客们大多是很惊讶的。很多人都没想到,他居然得出这个结论。
比如白芷一开始就认为,钱程的想法歪的太离谱了。钱程分析了一通,结果居然是鼓励和发展宗教,这实在让人无语。学什么不好,为什么非要学人家的短处?难道放着科学思想不去学习,非要去学论证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么?
钱程却坚持认为,西洲人那边,也只有宗教能学了。
他看了些第一纪的论述,感觉颇有些失望。那些所谓“自由思想”、“理性思想”之类,实则毫无意义。这对他想要的结论,并没有什么帮助。
钱程认为,人人都有自由的思想,没有哪个文明是能用强力约束人的想法的。这实在过于高估了朝廷的能力。说这话的人可能根本意识不到,让一个政权全国上下能够统一思想,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有这能力还搞什么科学,直接征服世界吧。
实际上,中原人的思想非常自由,为了达到目标,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办法。至于为什么不去思考科学,这不还是因为科学的利润不够大么。说到底,这还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。
至于理性,则完全是个误解。西洲人的“理性”、“蒙昧”,和白芷他们以为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教会认为,神是最原初、最完美的存在,所以神的灵,才是至高的理性。追求理性思想,实际上就是接近圣灵。相反,如果不信神,就是远离真理,也就是蒙昧迷信了。
真的要追求理性思维,那也不是去研究科学,而是去信拜上帝教。信了之后就能脱离多神教和原始泛灵论的迷信思想,走向理性与真理的光辉了。
这些东西吧……
钱程觉得,你要是拿去给不懂行的人宣传,倒是还行。但作为一个资深官僚,还给他看这些空泛口号,未免有些看不起人了。真以为他不懂这些话术啊……
而且,科学思想到底是什么?
按第一纪的说法,科学在早期归类里,属于哲学的一支——人家就叫“自然哲学”。而哲学,在当时的古西洲,和神学是密不可分的。
要研究科学,那么基本的理论,就必然涉及哲学和神学。白芷所说的,是从结果倒推,认为神学与科学无关。但如果和早年的西洲人一样,面对一个未知领域,又能从何而知这个结果呢?让神告诉你么?
她以为,只要研究逻辑学和数学,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,而不会走西洲人的弯路,跑去琢磨神学,去研究针尖上的天使。但问题是,西洲人研究逻辑和数学,最终目的恰恰就是给神学提供工具。她以为针尖上的天使是副产物,是歧途,其实针尖上的天使才是人家研究科学的目的。
从已知的结果倒推,科学这部分对她来说更有用,所以她认为只要这个就行了。问题是,现实中,哪有只要好处的道理。想研究科学理论,就免不了得去研究针尖上有几个天使。
白芷无法说服钱程,就向其他人求助。但支持她的人,都没有充足的理由。高仲倒是想的比较多,但他的观点,比钱程还离谱。
高仲认为,这就是个碰运气的事儿,就不需要主动介入。如果知道有个方向更好,可以提点一下;不知道的地方,那就任其发展,反正说了也没用。
白芷认为这就是摆烂行为,但高仲提出了反问。
第一纪的时候,大家说西洲人最早有了科学的思想土壤。问题是,这个土壤又不是他们独有的。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,天方教世界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成就,并且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。比如之前说的数学,实际上希腊人只有瘸腿的几何,是这些人把地中海的几何学,与天竺、中亚的代数学结合起来,才有了后世数学学科的完整雏形。
你要说思想,他也和西洲没什么区别。双方的宗教,甚至可以说是同源的,而且都有探究世界、解释神灵的需求。当时的天方教远比西洲一神教更加文明、开放。从极西的科尔多瓦,到中亚的撒马尔罕,很多城市都成为了文化与科学的中心,连当时的西洲学者都纷纷去取经。那会儿西洲能拿得出什么?
那么,为什么天方教各国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?
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,不好太简单地解释,但它作为反例,肯定是够了。
而且,高仲也认为,她举的那个“针尖上的天使”的例子,确实不合适。
中原人站在自己的角度,看不上教会的神学研究,觉得这都是奇技淫巧,还专门用这个例子,教育青少年,告诉大家神学的坏处。但问题是,钱程在这一点上又说对了——觉得经院哲学是奇技淫巧,完全没用,恰恰也是非常“儒生”的思维。
你觉得这个没用,但人家西洲人就觉得它有用。你觉得它是研究科学走向弯路的副产物,但西洲人眼里这才是主要产物,科学才是副产物。
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针尖天使,教会也不可能长期对哲学和科学投入这么多的资源。站在另一个文明、另一个时代的角度,对此进行批判,是没什么意义的。
在钱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,高仲等人也被他拉着从事这方面的思考。为了认真找出规律,高仲也看了不少钱程收罗的西洲著作,和青鸟给他们的第一纪档案。他认为,大家以往的印象,可能都是歪的。
经院哲学家或者说神学家们,认为自然哲学是有助于圣道的。他们大量采用各种哲学工具,包括“异教哲学家”们的成果。第一纪的教会如此推崇亚里士多德,其实就是因为把他当初了祖师爷。大家广泛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三段论、欧几里得的公理体系、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、数学成果。
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。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“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,禁锢科学研究,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,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”。相反,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,才是反对科学,明确认为“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”的。
比如,经院哲学家认为,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,主动探寻真理。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,去认知圣道。
但路德宗认为,人是有原罪的,所以人的“自由意志”毫无意义。主观的思考、主观的行为,都不可能获得救赎,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。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,得到救赎,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。
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,也不是因为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,不够科学”;相反,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,与新教教义冲突了。
高仲认为,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,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。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,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。
现实中,并不是越改革就越“新”、越进步,相反,越改越原教旨、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。甚至,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,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“科学、理性、自由”。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,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他也不能理解,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。
但是,话说回来,在那个时代,喊喊口号可以,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,最好还是清醒一点,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。照着经书硬套,是肯定不行的——别管他是哪个经。更进一步来说,高仲认为,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,也只能学习结果。他之所以会想“摆烂”,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,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。
比如,所谓哲学,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,但西洲人的哲学,和他那个时代,中原人定义的古代“哲学”,就不是一个概念。
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,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。然而那时,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,强行模拟诸子百家,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。这种结果,真的有意义么?
同样,中原人的思维,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?钱程对此,似乎还有些信心,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,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,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。
钱程认为,通过抽丝剥茧,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,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。比如,在同一时期,西洲有神学家,东方有儒学家。神学家研究圣经,儒学家研究五经。那为什么神学家最后研究出了科学,儒学家却没有研究出来?
白芷直觉的想法是,这是儒学本身不行。但你要说哪儿不行,似乎只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,比如它束缚人的思想,不重视科技之类。但如果更深地去研究,这些结论的说服力就不太稳固了。
连钱程都不太相信这些。他告诉白芷,批判儒家是个很常见的事情,别说墨子等人在批判,儒家内部整天也都在互相批判。看看荀子的书,专门要写这么多来抨击其他儒家派别,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纷争有多大。问题是,你批判也得批对地方。
教会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,在这些“重要方面”有优势,相反,他们的优势可能在别的地方,甚至是被认为“落后”的领域,比如神学。鼓吹教会表现一般的地方,却对他们的长处视而不见,这样真的是想认真“对外学习”么?
至于那个所谓新教,钱程确实没见过,而且这个教义,看起来总感觉不是什么正经组织。不过他毕竟不是专业神学家,为了确认,就专门给卡尔曼大主教写信询问,要求他组织教士鉴定。大主教则在回信里郑重其事地说,这毋庸置疑,就是一群异端。
钱程不太放心,怀疑加拉西亚教会是不是过于滑头,刻意迎合自己。保险起见,又找了神学方面相当固执的民间人士——村姑让娜。结果让娜比大主教还激动,表示自己如果见到这些邪说者,一定会跟他们拼命。
都到这份上了,钱程也没办法了。
所以,他认为,“儒家不行”是毋庸置疑的,因为输了就是输了。而为什么儒家不行,不行在什么地方,就可以从西洲人这边找到突破口,和修正的方向。
在这点上,他的结论,就是上面所说的“过于追求实用”——儒生们过于关心眼前,高尚的人沉迷于如何改进社会规则和社会组织,直接改善民众生活;庸俗的人干脆只关心如何用经书来升官发财。
最远的视野,不过是利用现有技术和条件,捣鼓出一些器械,节省民力,提高效率。所以,虽然有技术上的革新,但都是根据需求攒出来的。按白芷的说法,这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技术。
那如何让大家能适度地“务虚”?在中原这种环境残酷、竞争极其激烈的地方,这个特性说实话很难保持。那么其他文明,都是怎么实现的呢?
这一点倒是不难得出结论——除了中原,其他文明实际上都是宗教文明。也只有宗教组织,会不断给务虚的研究提供赞助了。
那问题就变成,在中原,怎么发展这种宗教组织呢?
当今最简单的方法,当然是直接请神出面。如果西王母给钱给面子,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然而西王母不但不慷慨解囊,还喜欢殴打钱程,导致这条路暂时没法走。
次一点的,就是直接用现有的西洲宗教、汉朝民间宗教、道家阴阳家学说,现场搭一个。这个倒是已经有正在进行的了,殷琼他们就是这种思路。
在开拓西洲之前,他们就按西王母的指示,发展了一段时间,接触西洲之后,两边的人又搞了不少类似“拜上帝教太平宗”之类的教派,连殷琼都去掺和。这么看来,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。
最后,就是儒家自己应该怎么办。
虽然西王母不给支持,但钱程觉得大不了自己干。
儒家缺的是什么?如今理论的短处是什么?他之前已经分析过了。当今的典籍,尤其是《春秋》这种显学经书,经史不分很严重。他有一些神圣性,但其他各种要素太多了。
同样,儒家也没有明确的崇拜对象。大一统时代,“天”或者“帝”被皇帝垄断了,其他神灵要么位格不足,要么没什么关系。虽然名义上都尊奉孔子,但也是和经书一样的问题——孔子终究是个记录很明确的历史人物,身上各种要素太多了,这是不利于崇拜的。
这些问题,都需要钱程进行解决。而解决的方式,就只能是提高神圣性。
对于孔子,要进一步推崇。把孔子继续抬高,与“道”、“大源”联系起来,作为离如今最近的“哲人之门”,和儒生们沟通大道、取得神圣性的渠道,进行崇奉。
对于典籍,也要更侧重它的“古代圣物”的一面。它们的设定,是古代接触大道的圣王,留下的遗产。典籍本身的文本、事件层,相对不那么重要,因为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义——因为它们诞生于上古的大同时代,才如此神圣。
这些设定完善之后,就可以以此为平台,进行“务虚”的研究了。既然孔子和上古典籍被拔高,那么就可以和西洲人一样,宣称探寻自然规律、研究哲学工具,也是在儒家经学范畴内。
这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暂时没有直接效果的科学研究的忍耐性。否则就现在这个样子,几年没出成果,大家很快又认为自然哲学是奇技淫巧了。
可见,尊孔复古,是当今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。
PS:
基督教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,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。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对立,它们确有缺陷,但也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类比,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真理,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。
——托马斯·阿奎那
阿奎那认为神学就是科学(scientia)的一种形式,它和哲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上帝的。他认为“如果我们的精神正确地认识事实,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一致,也即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。”
他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哲学,被称为“亚里士多德-托马斯体系”。作为经院哲学的主流,流传了很久,明末耶稣会传教的时候,还带到了中国。当时的士大夫还有直接拿来用的,可见也不是无法理解。
PS2:论纲19:以为能够通过实际发生(或者被做成、被创造)的事物清楚明白上帝的不可见之事的人,不配被称为神学家。——马丁·路德,《海德堡论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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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白芷一开始就认为,钱程的想法歪的太离谱了。钱程分析了一通,结果居然是鼓励和发展宗教,这实在让人无语。学什么不好,为什么非要学人家的短处?难道放着科学思想不去学习,非要去学论证针尖上有几个天使么?
钱程却坚持认为,西洲人那边,也只有宗教能学了。
他看了些第一纪的论述,感觉颇有些失望。那些所谓“自由思想”、“理性思想”之类,实则毫无意义。这对他想要的结论,并没有什么帮助。
钱程认为,人人都有自由的思想,没有哪个文明是能用强力约束人的想法的。这实在过于高估了朝廷的能力。说这话的人可能根本意识不到,让一个政权全国上下能够统一思想,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。有这能力还搞什么科学,直接征服世界吧。
实际上,中原人的思想非常自由,为了达到目标,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办法。至于为什么不去思考科学,这不还是因为科学的利润不够大么。说到底,这还是个实用主义的问题。
至于理性,则完全是个误解。西洲人的“理性”、“蒙昧”,和白芷他们以为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。教会认为,神是最原初、最完美的存在,所以神的灵,才是至高的理性。追求理性思想,实际上就是接近圣灵。相反,如果不信神,就是远离真理,也就是蒙昧迷信了。
真的要追求理性思维,那也不是去研究科学,而是去信拜上帝教。信了之后就能脱离多神教和原始泛灵论的迷信思想,走向理性与真理的光辉了。
这些东西吧……
钱程觉得,你要是拿去给不懂行的人宣传,倒是还行。但作为一个资深官僚,还给他看这些空泛口号,未免有些看不起人了。真以为他不懂这些话术啊……
而且,科学思想到底是什么?
按第一纪的说法,科学在早期归类里,属于哲学的一支——人家就叫“自然哲学”。而哲学,在当时的古西洲,和神学是密不可分的。
要研究科学,那么基本的理论,就必然涉及哲学和神学。白芷所说的,是从结果倒推,认为神学与科学无关。但如果和早年的西洲人一样,面对一个未知领域,又能从何而知这个结果呢?让神告诉你么?
她以为,只要研究逻辑学和数学,就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,而不会走西洲人的弯路,跑去琢磨神学,去研究针尖上的天使。但问题是,西洲人研究逻辑和数学,最终目的恰恰就是给神学提供工具。她以为针尖上的天使是副产物,是歧途,其实针尖上的天使才是人家研究科学的目的。
从已知的结果倒推,科学这部分对她来说更有用,所以她认为只要这个就行了。问题是,现实中,哪有只要好处的道理。想研究科学理论,就免不了得去研究针尖上有几个天使。
白芷无法说服钱程,就向其他人求助。但支持她的人,都没有充足的理由。高仲倒是想的比较多,但他的观点,比钱程还离谱。
高仲认为,这就是个碰运气的事儿,就不需要主动介入。如果知道有个方向更好,可以提点一下;不知道的地方,那就任其发展,反正说了也没用。
白芷认为这就是摆烂行为,但高仲提出了反问。
第一纪的时候,大家说西洲人最早有了科学的思想土壤。问题是,这个土壤又不是他们独有的。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,天方教世界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成就,并且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。比如之前说的数学,实际上希腊人只有瘸腿的几何,是这些人把地中海的几何学,与天竺、中亚的代数学结合起来,才有了后世数学学科的完整雏形。
你要说思想,他也和西洲没什么区别。双方的宗教,甚至可以说是同源的,而且都有探究世界、解释神灵的需求。当时的天方教远比西洲一神教更加文明、开放。从极西的科尔多瓦,到中亚的撒马尔罕,很多城市都成为了文化与科学的中心,连当时的西洲学者都纷纷去取经。那会儿西洲能拿得出什么?
那么,为什么天方教各国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呢?
这个问题可能很复杂,不好太简单地解释,但它作为反例,肯定是够了。
而且,高仲也认为,她举的那个“针尖上的天使”的例子,确实不合适。
中原人站在自己的角度,看不上教会的神学研究,觉得这都是奇技淫巧,还专门用这个例子,教育青少年,告诉大家神学的坏处。但问题是,钱程在这一点上又说对了——觉得经院哲学是奇技淫巧,完全没用,恰恰也是非常“儒生”的思维。
你觉得这个没用,但人家西洲人就觉得它有用。你觉得它是研究科学走向弯路的副产物,但西洲人眼里这才是主要产物,科学才是副产物。
如果不是为了研究针尖天使,教会也不可能长期对哲学和科学投入这么多的资源。站在另一个文明、另一个时代的角度,对此进行批判,是没什么意义的。
在钱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,高仲等人也被他拉着从事这方面的思考。为了认真找出规律,高仲也看了不少钱程收罗的西洲著作,和青鸟给他们的第一纪档案。他认为,大家以往的印象,可能都是歪的。
经院哲学家或者说神学家们,认为自然哲学是有助于圣道的。他们大量采用各种哲学工具,包括“异教哲学家”们的成果。第一纪的教会如此推崇亚里士多德,其实就是因为把他当初了祖师爷。大家广泛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三段论、欧几里得的公理体系、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、数学成果。
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。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“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,禁锢科学研究,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,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”。相反,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,才是反对科学,明确认为“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”的。
比如,经院哲学家认为,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,主动探寻真理。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,去认知圣道。
但路德宗认为,人是有原罪的,所以人的“自由意志”毫无意义。主观的思考、主观的行为,都不可能获得救赎,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。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,得到救赎,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。
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,也不是因为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,不够科学”;相反,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,与新教教义冲突了。
高仲认为,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,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。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,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。
现实中,并不是越改革就越“新”、越进步,相反,越改越原教旨、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。甚至,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,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“科学、理性、自由”。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,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他也不能理解,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。
但是,话说回来,在那个时代,喊喊口号可以,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,最好还是清醒一点,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。照着经书硬套,是肯定不行的——别管他是哪个经。更进一步来说,高仲认为,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,也只能学习结果。他之所以会想“摆烂”,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,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。
比如,所谓哲学,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,但西洲人的哲学,和他那个时代,中原人定义的古代“哲学”,就不是一个概念。
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,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。然而那时,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,强行模拟诸子百家,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。这种结果,真的有意义么?
同样,中原人的思维,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?钱程对此,似乎还有些信心,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,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,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。
钱程认为,通过抽丝剥茧,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,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。比如,在同一时期,西洲有神学家,东方有儒学家。神学家研究圣经,儒学家研究五经。那为什么神学家最后研究出了科学,儒学家却没有研究出来?
白芷直觉的想法是,这是儒学本身不行。但你要说哪儿不行,似乎只能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,比如它束缚人的思想,不重视科技之类。但如果更深地去研究,这些结论的说服力就不太稳固了。
连钱程都不太相信这些。他告诉白芷,批判儒家是个很常见的事情,别说墨子等人在批判,儒家内部整天也都在互相批判。看看荀子的书,专门要写这么多来抨击其他儒家派别,就知道他们之间的纷争有多大。问题是,你批判也得批对地方。
教会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,在这些“重要方面”有优势,相反,他们的优势可能在别的地方,甚至是被认为“落后”的领域,比如神学。鼓吹教会表现一般的地方,却对他们的长处视而不见,这样真的是想认真“对外学习”么?
至于那个所谓新教,钱程确实没见过,而且这个教义,看起来总感觉不是什么正经组织。不过他毕竟不是专业神学家,为了确认,就专门给卡尔曼大主教写信询问,要求他组织教士鉴定。大主教则在回信里郑重其事地说,这毋庸置疑,就是一群异端。
钱程不太放心,怀疑加拉西亚教会是不是过于滑头,刻意迎合自己。保险起见,又找了神学方面相当固执的民间人士——村姑让娜。结果让娜比大主教还激动,表示自己如果见到这些邪说者,一定会跟他们拼命。
都到这份上了,钱程也没办法了。
所以,他认为,“儒家不行”是毋庸置疑的,因为输了就是输了。而为什么儒家不行,不行在什么地方,就可以从西洲人这边找到突破口,和修正的方向。
在这点上,他的结论,就是上面所说的“过于追求实用”——儒生们过于关心眼前,高尚的人沉迷于如何改进社会规则和社会组织,直接改善民众生活;庸俗的人干脆只关心如何用经书来升官发财。
最远的视野,不过是利用现有技术和条件,捣鼓出一些器械,节省民力,提高效率。所以,虽然有技术上的革新,但都是根据需求攒出来的。按白芷的说法,这只是一些不成体系的技术。
那如何让大家能适度地“务虚”?在中原这种环境残酷、竞争极其激烈的地方,这个特性说实话很难保持。那么其他文明,都是怎么实现的呢?
这一点倒是不难得出结论——除了中原,其他文明实际上都是宗教文明。也只有宗教组织,会不断给务虚的研究提供赞助了。
那问题就变成,在中原,怎么发展这种宗教组织呢?
当今最简单的方法,当然是直接请神出面。如果西王母给钱给面子,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然而西王母不但不慷慨解囊,还喜欢殴打钱程,导致这条路暂时没法走。
次一点的,就是直接用现有的西洲宗教、汉朝民间宗教、道家阴阳家学说,现场搭一个。这个倒是已经有正在进行的了,殷琼他们就是这种思路。
在开拓西洲之前,他们就按西王母的指示,发展了一段时间,接触西洲之后,两边的人又搞了不少类似“拜上帝教太平宗”之类的教派,连殷琼都去掺和。这么看来,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。
最后,就是儒家自己应该怎么办。
虽然西王母不给支持,但钱程觉得大不了自己干。
儒家缺的是什么?如今理论的短处是什么?他之前已经分析过了。当今的典籍,尤其是《春秋》这种显学经书,经史不分很严重。他有一些神圣性,但其他各种要素太多了。
同样,儒家也没有明确的崇拜对象。大一统时代,“天”或者“帝”被皇帝垄断了,其他神灵要么位格不足,要么没什么关系。虽然名义上都尊奉孔子,但也是和经书一样的问题——孔子终究是个记录很明确的历史人物,身上各种要素太多了,这是不利于崇拜的。
这些问题,都需要钱程进行解决。而解决的方式,就只能是提高神圣性。
对于孔子,要进一步推崇。把孔子继续抬高,与“道”、“大源”联系起来,作为离如今最近的“哲人之门”,和儒生们沟通大道、取得神圣性的渠道,进行崇奉。
对于典籍,也要更侧重它的“古代圣物”的一面。它们的设定,是古代接触大道的圣王,留下的遗产。典籍本身的文本、事件层,相对不那么重要,因为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义——因为它们诞生于上古的大同时代,才如此神圣。
这些设定完善之后,就可以以此为平台,进行“务虚”的研究了。既然孔子和上古典籍被拔高,那么就可以和西洲人一样,宣称探寻自然规律、研究哲学工具,也是在儒家经学范畴内。
这可以提高人们对于暂时没有直接效果的科学研究的忍耐性。否则就现在这个样子,几年没出成果,大家很快又认为自然哲学是奇技淫巧了。
可见,尊孔复古,是当今推动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。
PS:
基督教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,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。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对立,它们确有缺陷,但也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类比,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真理,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。
——托马斯·阿奎那
阿奎那认为神学就是科学(scientia)的一种形式,它和哲学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上帝的。他认为“如果我们的精神正确地认识事实,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与上帝的理智一致,也即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。”
他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哲学,被称为“亚里士多德-托马斯体系”。作为经院哲学的主流,流传了很久,明末耶稣会传教的时候,还带到了中国。当时的士大夫还有直接拿来用的,可见也不是无法理解。
PS2:论纲19:以为能够通过实际发生(或者被做成、被创造)的事物清楚明白上帝的不可见之事的人,不配被称为神学家。——马丁·路德,《海德堡论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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