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37章 税改弊政
提到税改制度,内阁诸位阁老一阵犯愁。
这些日子,内阁曾多次议论,始终没有一个可行的政策。
天武之前的户部掌全国疆土、田地、户籍、赋税、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,内部除了户部户部司务厅,在各省还设有清吏司掌管本省钱粮,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,职责多有交叉,如户部浙江清吏司、户部湖广清吏司、户部陕西清吏司等十几个,主官为五品郎中。
天武二年朱慈烺实行文武分治后,户部收税和发放俸饷的职能被单独拿出,交由财政部主官,户部只负责全国疆土、田地、户籍等事宜。
户部尚书张国维毕竟管理过赋税,对税改还是有一定的看法,他首先发表看法。
“三代之贡、助、彻,止税田土,魏晋有户、调之名,有田者出租赋,有户者出布帛,田之外复有户矣,唐初立租、庸、调之法,有田则有租,有户则有调,有身则有庸,租出谷,庸出绢,调出缯纩布麻,户之外复有丁矣......”
“杨炎变为两税,人无丁中,以贫富为差,虽租、庸、调之名浑然不见,其实并庸、调而入于租也;相沿至宋,未尝减庸、调于租内,而复敛丁身钱米......”
张国维到底是博学之人,读的书多,张口就从夏商周三代起,逐步分析各朝各代的税改政策,摆事实、讲道理,一通大道理下来,众人听得津津有味,就是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。
邱致中听的云里雾里,忍不住道:“张阁老,那按您的意思,我朝的税改该如何进行才能彻底杜绝皇爷所说的淋尖踢斛之弊政?”
“这个嘛.......”
张国维喝了口茶,润了润嗓子道:“杜绝淋尖踢斛之弊政,无外乎地方官吏利用税制漏洞进行贪墨,朝廷只需统一规定斛的具体容量,缴纳持平斛顶,不许冒尖即可......”
张国维说的法子,其实是效仿银圆制杜绝火耗,因为银圆是分量和成色是固定的,这就是不需要融化百姓缴纳的碎银子产生火耗了。
统一斛的容量,如果百姓缴粮,一斛就是一斛,两斛就是两斛,粮食不冒尖,自然也就让官员没了踢斛的机会,可谓是简单粗暴。
此话一出,教化部的李岩站了起来,提出了反对,他觉得张国维的办法治标不治本。
因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淋尖踢斛,所用的理由是粮食运往各地仓库的过程中,会产生损耗,并非统一度量衡就能解决的,
比如一个县需收税粮一万石,从县仓库装入麻袋用车马运往府或者省仓库,装运和运送的路途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损耗,到了上面称量的时候,说不定只有九千九百石了。
那少的一百石粮食怎么办?足有一万多斤呢,难道要地方官府自己补贴吗?(《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》认为明代一石重斤,明代一斤重克,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88斤)
显然不可能,地方官肯定想方设法的还要从百姓手里要粮食补足这一块。
内阁诸臣微微点头,皆是觉得此话有理,鸿胪寺卿冒襄忽然道:“如果让朝廷补这些损耗的话,每年大概要多出多少石粮食?”
冒襄出生世代仕宦之家,没下过乡,也没当过地方官,无法了解地方上的行情。
李岩没有嘲笑他的无知,只是微笑道:“那得看地方官府的胃口了,损耗是他们报上来的。”
细细一想,冒襄恍然大悟,这就是个无底洞啊,遇到贪得无厌的地方官,说损耗了几万斤,朝廷也无法细查。
这一个地方就损耗几万斤,大明全国近两千个州县,每年光是补损耗就是天文数字。
这个提案行不通,海事部尚书沈廷扬提出了学习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将税粮重新改为缴纳银圆,由朝廷从百姓手中购粮存储。
听着诸人议论,杨廷麟认真听着,他将目光看向了欲言又止的财政部尚书黄宗羲,道:“黄部堂,你来说吧。”
自前年程国祥病逝,四十出头的黄宗羲便接任了财政部尚书一职,这两年他可谓是兢兢业业,也不研究虚君思想了,一门心思的搞赋税思想。
听到首辅大人点名,黄宗羲站起身来,道:“吾见天下之田赋历朝日增,斯民之苦暴税久矣,有积累莫返之害,有明两税,丁口而外,有力差,有银差,盖十年而一值,有所税非所出之害,有田土无等第之害,何谓积累莫返之害?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?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,而害于后世者大矣!”
黄宗羲说话与杨廷麟一般的慢,只是没有杨廷麟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,他先是顺着户部尚书张国维刚刚总结各朝各代税改制度的弊端,又分析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弊端。
他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:每次税制改革都很操蛋,没改一次,都会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,贻害后世!
杨廷麟等人听得若有所思,而司礼监几个大太监则是一头雾水,暗道这是什么狗屁理论?
邱致中心里mmp,脸上却笑嘻嘻问:“阁老此话怎样?咱家可是听说了,张太岳(张居正)的一条鞭法,是力挽狂澜之举,使我大明有了万历中兴,如何是弊政了?”
黄宗羲礼貌道:“太岳公的革新之举,的确扭转了我大明神运鬼输、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,但他的弊端也是极大的,尤以底层百姓为重。”
“怎么讲?”
邱致中询问,接着又道:“烦请阁老说的通俗一些。”
黄宗羲心里骂了句文盲,便道:“我朝初时,税收直接征粮、布匹等实物性的东西,太岳公的一条鞭法后精简税收,改纳粮为银税,理论上这是好事,使朝廷的税收更加便捷。”
邱致中认真听着,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。
黄宗羲接着道:“然而缴税的农户非常不便,因为农民需要把自家生产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带到市场上换取白银,然后才能够交纳。”
“如此一来,便导致了商人成了纳税人收税人之间的牙人(中介),可以任意压低粮价,以便获得高利润,农民用大量粮食仅仅换来一点点银子!”
听到这里,邱致中再蠢也明白了。
说白了,农民种粮食要等粮食卖了之后用白银交税,其中会受到商人的层层剥削!
农民本来只受官府盘剥,自从改用白银缴税,又要受到商人的盘剥,所以就更苦了。
黄宗羲总结道:“田赋征银,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,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,百姓苦矣!”
他没有直言,万历朝的经济繁荣,其中部分不过是虚假的表象而已,因为每到税收季节,大批农户纷纷到市场卖粮,商人忙于到市场收粮,市场显得繁荣一片。
由于当时国内白银稀少,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取一点点白银,所以,农民往市场运送的食量就多起来,运送白银的车辆也多起来,市场更加的“繁华”起来。
殊不知,市场越是繁华,农民越是贫困,最终获利的,是官府和商人!
这个道理,不少掌权的上层人物都清楚,朱慈烺自然也清楚,所以这些年他实行了“商人缴银,农户缴粮”的税收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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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日子,内阁曾多次议论,始终没有一个可行的政策。
天武之前的户部掌全国疆土、田地、户籍、赋税、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,内部除了户部户部司务厅,在各省还设有清吏司掌管本省钱粮,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,职责多有交叉,如户部浙江清吏司、户部湖广清吏司、户部陕西清吏司等十几个,主官为五品郎中。
天武二年朱慈烺实行文武分治后,户部收税和发放俸饷的职能被单独拿出,交由财政部主官,户部只负责全国疆土、田地、户籍等事宜。
户部尚书张国维毕竟管理过赋税,对税改还是有一定的看法,他首先发表看法。
“三代之贡、助、彻,止税田土,魏晋有户、调之名,有田者出租赋,有户者出布帛,田之外复有户矣,唐初立租、庸、调之法,有田则有租,有户则有调,有身则有庸,租出谷,庸出绢,调出缯纩布麻,户之外复有丁矣......”
“杨炎变为两税,人无丁中,以贫富为差,虽租、庸、调之名浑然不见,其实并庸、调而入于租也;相沿至宋,未尝减庸、调于租内,而复敛丁身钱米......”
张国维到底是博学之人,读的书多,张口就从夏商周三代起,逐步分析各朝各代的税改政策,摆事实、讲道理,一通大道理下来,众人听得津津有味,就是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。
邱致中听的云里雾里,忍不住道:“张阁老,那按您的意思,我朝的税改该如何进行才能彻底杜绝皇爷所说的淋尖踢斛之弊政?”
“这个嘛.......”
张国维喝了口茶,润了润嗓子道:“杜绝淋尖踢斛之弊政,无外乎地方官吏利用税制漏洞进行贪墨,朝廷只需统一规定斛的具体容量,缴纳持平斛顶,不许冒尖即可......”
张国维说的法子,其实是效仿银圆制杜绝火耗,因为银圆是分量和成色是固定的,这就是不需要融化百姓缴纳的碎银子产生火耗了。
统一斛的容量,如果百姓缴粮,一斛就是一斛,两斛就是两斛,粮食不冒尖,自然也就让官员没了踢斛的机会,可谓是简单粗暴。
此话一出,教化部的李岩站了起来,提出了反对,他觉得张国维的办法治标不治本。
因为地方官员之所以淋尖踢斛,所用的理由是粮食运往各地仓库的过程中,会产生损耗,并非统一度量衡就能解决的,
比如一个县需收税粮一万石,从县仓库装入麻袋用车马运往府或者省仓库,装运和运送的路途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损耗,到了上面称量的时候,说不定只有九千九百石了。
那少的一百石粮食怎么办?足有一万多斤呢,难道要地方官府自己补贴吗?(《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》认为明代一石重斤,明代一斤重克,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88斤)
显然不可能,地方官肯定想方设法的还要从百姓手里要粮食补足这一块。
内阁诸臣微微点头,皆是觉得此话有理,鸿胪寺卿冒襄忽然道:“如果让朝廷补这些损耗的话,每年大概要多出多少石粮食?”
冒襄出生世代仕宦之家,没下过乡,也没当过地方官,无法了解地方上的行情。
李岩没有嘲笑他的无知,只是微笑道:“那得看地方官府的胃口了,损耗是他们报上来的。”
细细一想,冒襄恍然大悟,这就是个无底洞啊,遇到贪得无厌的地方官,说损耗了几万斤,朝廷也无法细查。
这一个地方就损耗几万斤,大明全国近两千个州县,每年光是补损耗就是天文数字。
这个提案行不通,海事部尚书沈廷扬提出了学习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将税粮重新改为缴纳银圆,由朝廷从百姓手中购粮存储。
听着诸人议论,杨廷麟认真听着,他将目光看向了欲言又止的财政部尚书黄宗羲,道:“黄部堂,你来说吧。”
自前年程国祥病逝,四十出头的黄宗羲便接任了财政部尚书一职,这两年他可谓是兢兢业业,也不研究虚君思想了,一门心思的搞赋税思想。
听到首辅大人点名,黄宗羲站起身来,道:“吾见天下之田赋历朝日增,斯民之苦暴税久矣,有积累莫返之害,有明两税,丁口而外,有力差,有银差,盖十年而一值,有所税非所出之害,有田土无等第之害,何谓积累莫返之害?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?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,而害于后世者大矣!”
黄宗羲说话与杨廷麟一般的慢,只是没有杨廷麟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,他先是顺着户部尚书张国维刚刚总结各朝各代税改制度的弊端,又分析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弊端。
他最后总结出一个道理:每次税制改革都很操蛋,没改一次,都会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,贻害后世!
杨廷麟等人听得若有所思,而司礼监几个大太监则是一头雾水,暗道这是什么狗屁理论?
邱致中心里mmp,脸上却笑嘻嘻问:“阁老此话怎样?咱家可是听说了,张太岳(张居正)的一条鞭法,是力挽狂澜之举,使我大明有了万历中兴,如何是弊政了?”
黄宗羲礼貌道:“太岳公的革新之举,的确扭转了我大明神运鬼输、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,但他的弊端也是极大的,尤以底层百姓为重。”
“怎么讲?”
邱致中询问,接着又道:“烦请阁老说的通俗一些。”
黄宗羲心里骂了句文盲,便道:“我朝初时,税收直接征粮、布匹等实物性的东西,太岳公的一条鞭法后精简税收,改纳粮为银税,理论上这是好事,使朝廷的税收更加便捷。”
邱致中认真听着,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。
黄宗羲接着道:“然而缴税的农户非常不便,因为农民需要把自家生产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带到市场上换取白银,然后才能够交纳。”
“如此一来,便导致了商人成了纳税人收税人之间的牙人(中介),可以任意压低粮价,以便获得高利润,农民用大量粮食仅仅换来一点点银子!”
听到这里,邱致中再蠢也明白了。
说白了,农民种粮食要等粮食卖了之后用白银交税,其中会受到商人的层层剥削!
农民本来只受官府盘剥,自从改用白银缴税,又要受到商人的盘剥,所以就更苦了。
黄宗羲总结道:“田赋征银,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,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,百姓苦矣!”
他没有直言,万历朝的经济繁荣,其中部分不过是虚假的表象而已,因为每到税收季节,大批农户纷纷到市场卖粮,商人忙于到市场收粮,市场显得繁荣一片。
由于当时国内白银稀少,需要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取一点点白银,所以,农民往市场运送的食量就多起来,运送白银的车辆也多起来,市场更加的“繁华”起来。
殊不知,市场越是繁华,农民越是贫困,最终获利的,是官府和商人!
这个道理,不少掌权的上层人物都清楚,朱慈烺自然也清楚,所以这些年他实行了“商人缴银,农户缴粮”的税收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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