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六章 贸易
安诺德,原瑞记洋行的老板德籍犹太人老安诺德兄弟的儿子。
瑞记洋行在汉口原德租界有一家分行,一战爆发,中国对德宣战,不过租界转给了日本。瑞吉商行的资产被英国汇丰银行代管。一战结束后,老安诺德兄弟先后去世。安诺德的下一代安诺德安诺德兄弟是英国籍,要求汇丰银行发还瑞记洋行资产,1919年,在香港重新注册安利洋行。
张春占领了武汉,收回了租界,各国对张春都非常不满。但是小安诺德兄弟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。
张春的名气渐大,小时候德国牧师朱利安曾经教过张春两年的传说流传甚广。安诺德甚至回德国拜访朱利安牧师,不过朱利安牧师已经过世了,但朱利安牧师的房间里有他和张春、丽质的画像。画是袁芳画的,上面有袁芳和朱利安的签字。
安诺德把这幅画买了下来,带回了中国,特意过来把画送给张春,同时协商在汉口重新开一下瑞记洋行的事情。
安诺德虽然是英国国籍,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财产不得已为之,他的背后不是英国商人,而是一批德国人。
林长民在欧洲的一些宣传,虽然很多是从负面角度,但是同时也透露出湖北是中国最先进发达的地方,是中国的希望。一战过后既不容于欧洲,也和苏俄合不来的德国急于找到潜在的盟友。为了一血战败的耻辱。偿还巨额的债务,德国人也算是忍辱负重。比如小安诺德兄弟不惜放弃德国国籍,但是实际上还是为德国做事情。
张春看着老朱利安的照片。长长地叹了口气,用德语说:“谢谢你送回了老朱利安。德国现在如何。”
“处境不好,战争赔款需要国民二十年才能偿还,海外资产被接管和冻结。德国成了欧洲的奴隶。”
“我听说有一个道威斯计划,协约国可以给德国贷款以发展经济。”
“是的,我们虽然要回了鲁尔经济区,但是美国人也没安好心。是要把英法的注意力调回欧洲而已。德国人在欧洲没有朋友。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东方朋友的帮助。”
张春笑道:“我们已经发表的申明,愿意与各国的商人进行平等互利的交往。自然也包括经济交往。这一点我想没有问题。我们没有给英美特权,没有给日本特权。没有给苏俄特权,自然也不会给德国特权。但是我可以保证德国人会于国人享受同等待遇,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平等。湖北自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,您可以研究一下。看是否愿意在武汉成立分行。”
安诺德弯腰行礼道:“我们只想确定一件事情。那就是您对湖北的统治能够维持多久,一路以来,我们认为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。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。在这里我代表德国向您表示敬意。”
安利洋行和一批德国商人进驻汉口,武汉的罐头食品、日用化工品、油脂、服装、家具等等销路很好。这些东西就算是运回德国,凭借着新颖的款式,独特的纺织工艺,也能够有很好的价格和利润。
有一些商品和德国重复,比如精工手表。建筑材料,还有一些先进的机械和小五金。机械和建材湖北没有准备出口。但是进口似乎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。但是手表和小五金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方应该非常不错。而湖北现在对于一些矿产,橡胶,等产品进口量还是比较大的。比如磷和钾矿,唯一的缺陷是湖北只要原矿。当然钢铁铝钨等金属矿除外。
1925年,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,决定有李大钊率领前往北京参加国民会议。
刚刚北上的孙中山的后院又起火了,陈炯民自称代理大元帅。蒋介石率军东征讨伐陈炯明。陈炯民兵败逃到了惠州。
段祺瑞提前召开善后会议。实际上是代表官僚和军阀对战后进行分赃,孙中山虽然参加了会议,但仍然继续筹备召开国民会议。
三月一日,国民会议召开。
三月十二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逝。陈炯民写了一副对联:惟英雄能活人杀人,功罪是非,自有千秋青史在;与故交曾一战再战,公仇私谊,全凭一寸赤心知。在广州的陈庆同专门到惠州说:“竞存先生所行,与张为民相似,唯联省自治不同而已。今四面皆敌。不如赴鄂。”
陈炯民只说了一句:“故土难离。”
新民报刊发了两篇文章,一篇是评论孙中山的功过,对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做出了充分得肯定。但是也列举了孙中山不能成功的原因,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整合国人,有独裁之嫌。另一篇是对陈炯明的评论,认为陈炯明有治民之能,开新风之志。保境息民是功,联省自治是不智,为求一省之私而叛是过。
湖北全省按照国际惯例为孙中山下半旗致哀。
孙中山去世,虽然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不满,但是还是给予相当地肯定,并协助治丧。段祺瑞曾经想将孙中山安葬在北京,毕竟孙中山曾经是临时大总统,领导了推翻满清的革命,同时也想借此继承孙中山身后的政治遗产。不过这是国民党不能答应的。
国民大会中,中共也算声势大振。返回广州后,虽然李大钊和陈庆同有异议,但是全国还是掀起了大罢工。罗章龙曾经准备在湖北举行和平游行,以声援各省工人运动。但是响应者寥寥,林育南也不支持,只好作罢。
有意思的是邓中夏居然也不同意。他一针见血地说:现在中共搞罢工,说是帮工人谋求福利,但是提出的要求对方不可能达到。说是要彻底革命,可是又想逼迫与当局搞政党合作,这叫做蛇鼠两端。
湖北搞游行是为了什么?不过是表明一个政党的态度。而并非真的为工人们着想。
邓中夏年轻,敢说。罗章龙一时之间脸色惨白。
李汉俊、刘仁静只是不说话。良久,李汉俊才说:“政党的利益还不如说是苏俄的利益。只是孙先生去世,国共合作能否继续犹未可知,这是何苦来哉?”
罢工潮把沿海洋人集中的城市弄得一团糟,最厉害的是青岛、上海和香港广州。相比之下,武汉反而一片平静。
武汉还举行了一次服装设计发布会,是梁思顺,蔡威廉,林徽因这帮丫头用来哄德国人。蔡威廉甚至成了武汉成衣厂的设计总监,她画了太多人物画了,对各种人群的服装要求和习惯了如指掌。设计出来的服装实用的同时,还不乏美观。
加上梁思顺宣传队的漂亮姑娘和帅小伙一表演,武汉市民和德国人都疯了。武大门口的大广场里,一下子集中了数万人,把警察局吓坏了,这要是出现推挤还得了。
这批现代,包含着中国风,按照西方人的体型设计的服装让德国人赚了不少钱。对服装和流行趋势最敏感的法国人忍不住了,也跑了过来。老老实实地住进了武汉专门为商户修建的十四层大楼。
这是梁思成的设计,也是为大桥基础施工而做的预演。建造时间很短,因为数千人的大桥局总要有点事情做。不过工程质量是没得说,大桥局设计的各型设备轮番上阵。让詹天佑和吴咏恩很担心了一阵子,比梁思成还要担心。
十四层,在武汉算是高楼了。被张春命名为贸易大厦。住进去的都是各地的商人,上海人和洋人居多。
印花税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,是抢夺了他们的利益。但是国际上却是正常税收。只是武汉并非是一个自由贸易港,很多东西都限制进口,有非常严格的商品检验关口,而且海关完全受政府控制,那帮学生铁面无私,水泼不进。这里有自己的新民币,制作工艺非常复杂。也根本不认美元。他们以自己内部货物对货物的兑换标准来确定商品价格。
五月,湖北政府宣布对于月收入超过五万元的个人和商户,征收三成的所得税。尽管如此,一些大商户还是在流入,毕竟说的都是纯收入,而不是摊派杂税。
而贸易大厦的建成,让大桥局信心大涨,武汉长江大桥总算开工了。(未完待续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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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记洋行在汉口原德租界有一家分行,一战爆发,中国对德宣战,不过租界转给了日本。瑞吉商行的资产被英国汇丰银行代管。一战结束后,老安诺德兄弟先后去世。安诺德的下一代安诺德安诺德兄弟是英国籍,要求汇丰银行发还瑞记洋行资产,1919年,在香港重新注册安利洋行。
张春占领了武汉,收回了租界,各国对张春都非常不满。但是小安诺德兄弟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。
张春的名气渐大,小时候德国牧师朱利安曾经教过张春两年的传说流传甚广。安诺德甚至回德国拜访朱利安牧师,不过朱利安牧师已经过世了,但朱利安牧师的房间里有他和张春、丽质的画像。画是袁芳画的,上面有袁芳和朱利安的签字。
安诺德把这幅画买了下来,带回了中国,特意过来把画送给张春,同时协商在汉口重新开一下瑞记洋行的事情。
安诺德虽然是英国国籍,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财产不得已为之,他的背后不是英国商人,而是一批德国人。
林长民在欧洲的一些宣传,虽然很多是从负面角度,但是同时也透露出湖北是中国最先进发达的地方,是中国的希望。一战过后既不容于欧洲,也和苏俄合不来的德国急于找到潜在的盟友。为了一血战败的耻辱。偿还巨额的债务,德国人也算是忍辱负重。比如小安诺德兄弟不惜放弃德国国籍,但是实际上还是为德国做事情。
张春看着老朱利安的照片。长长地叹了口气,用德语说:“谢谢你送回了老朱利安。德国现在如何。”
“处境不好,战争赔款需要国民二十年才能偿还,海外资产被接管和冻结。德国成了欧洲的奴隶。”
“我听说有一个道威斯计划,协约国可以给德国贷款以发展经济。”
“是的,我们虽然要回了鲁尔经济区,但是美国人也没安好心。是要把英法的注意力调回欧洲而已。德国人在欧洲没有朋友。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东方朋友的帮助。”
张春笑道:“我们已经发表的申明,愿意与各国的商人进行平等互利的交往。自然也包括经济交往。这一点我想没有问题。我们没有给英美特权,没有给日本特权。没有给苏俄特权,自然也不会给德国特权。但是我可以保证德国人会于国人享受同等待遇,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平等。湖北自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,您可以研究一下。看是否愿意在武汉成立分行。”
安诺德弯腰行礼道:“我们只想确定一件事情。那就是您对湖北的统治能够维持多久,一路以来,我们认为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。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。在这里我代表德国向您表示敬意。”
安利洋行和一批德国商人进驻汉口,武汉的罐头食品、日用化工品、油脂、服装、家具等等销路很好。这些东西就算是运回德国,凭借着新颖的款式,独特的纺织工艺,也能够有很好的价格和利润。
有一些商品和德国重复,比如精工手表。建筑材料,还有一些先进的机械和小五金。机械和建材湖北没有准备出口。但是进口似乎在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。但是手表和小五金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方应该非常不错。而湖北现在对于一些矿产,橡胶,等产品进口量还是比较大的。比如磷和钾矿,唯一的缺陷是湖北只要原矿。当然钢铁铝钨等金属矿除外。
1925年,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,决定有李大钊率领前往北京参加国民会议。
刚刚北上的孙中山的后院又起火了,陈炯民自称代理大元帅。蒋介石率军东征讨伐陈炯明。陈炯民兵败逃到了惠州。
段祺瑞提前召开善后会议。实际上是代表官僚和军阀对战后进行分赃,孙中山虽然参加了会议,但仍然继续筹备召开国民会议。
三月一日,国民会议召开。
三月十二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逝。陈炯民写了一副对联:惟英雄能活人杀人,功罪是非,自有千秋青史在;与故交曾一战再战,公仇私谊,全凭一寸赤心知。在广州的陈庆同专门到惠州说:“竞存先生所行,与张为民相似,唯联省自治不同而已。今四面皆敌。不如赴鄂。”
陈炯民只说了一句:“故土难离。”
新民报刊发了两篇文章,一篇是评论孙中山的功过,对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做出了充分得肯定。但是也列举了孙中山不能成功的原因,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整合国人,有独裁之嫌。另一篇是对陈炯明的评论,认为陈炯明有治民之能,开新风之志。保境息民是功,联省自治是不智,为求一省之私而叛是过。
湖北全省按照国际惯例为孙中山下半旗致哀。
孙中山去世,虽然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不满,但是还是给予相当地肯定,并协助治丧。段祺瑞曾经想将孙中山安葬在北京,毕竟孙中山曾经是临时大总统,领导了推翻满清的革命,同时也想借此继承孙中山身后的政治遗产。不过这是国民党不能答应的。
国民大会中,中共也算声势大振。返回广州后,虽然李大钊和陈庆同有异议,但是全国还是掀起了大罢工。罗章龙曾经准备在湖北举行和平游行,以声援各省工人运动。但是响应者寥寥,林育南也不支持,只好作罢。
有意思的是邓中夏居然也不同意。他一针见血地说:现在中共搞罢工,说是帮工人谋求福利,但是提出的要求对方不可能达到。说是要彻底革命,可是又想逼迫与当局搞政党合作,这叫做蛇鼠两端。
湖北搞游行是为了什么?不过是表明一个政党的态度。而并非真的为工人们着想。
邓中夏年轻,敢说。罗章龙一时之间脸色惨白。
李汉俊、刘仁静只是不说话。良久,李汉俊才说:“政党的利益还不如说是苏俄的利益。只是孙先生去世,国共合作能否继续犹未可知,这是何苦来哉?”
罢工潮把沿海洋人集中的城市弄得一团糟,最厉害的是青岛、上海和香港广州。相比之下,武汉反而一片平静。
武汉还举行了一次服装设计发布会,是梁思顺,蔡威廉,林徽因这帮丫头用来哄德国人。蔡威廉甚至成了武汉成衣厂的设计总监,她画了太多人物画了,对各种人群的服装要求和习惯了如指掌。设计出来的服装实用的同时,还不乏美观。
加上梁思顺宣传队的漂亮姑娘和帅小伙一表演,武汉市民和德国人都疯了。武大门口的大广场里,一下子集中了数万人,把警察局吓坏了,这要是出现推挤还得了。
这批现代,包含着中国风,按照西方人的体型设计的服装让德国人赚了不少钱。对服装和流行趋势最敏感的法国人忍不住了,也跑了过来。老老实实地住进了武汉专门为商户修建的十四层大楼。
这是梁思成的设计,也是为大桥基础施工而做的预演。建造时间很短,因为数千人的大桥局总要有点事情做。不过工程质量是没得说,大桥局设计的各型设备轮番上阵。让詹天佑和吴咏恩很担心了一阵子,比梁思成还要担心。
十四层,在武汉算是高楼了。被张春命名为贸易大厦。住进去的都是各地的商人,上海人和洋人居多。
印花税对于中国的商人来说,是抢夺了他们的利益。但是国际上却是正常税收。只是武汉并非是一个自由贸易港,很多东西都限制进口,有非常严格的商品检验关口,而且海关完全受政府控制,那帮学生铁面无私,水泼不进。这里有自己的新民币,制作工艺非常复杂。也根本不认美元。他们以自己内部货物对货物的兑换标准来确定商品价格。
五月,湖北政府宣布对于月收入超过五万元的个人和商户,征收三成的所得税。尽管如此,一些大商户还是在流入,毕竟说的都是纯收入,而不是摊派杂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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