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3节
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,性格也大变,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,而且也很有文化,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,脾气越来越坏,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。而且,母亲也瘦的很厉害,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,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。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,姐姐也才13岁,根本不能下地干活。家里的东西吃完后,我们就断顿了,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,母亲也没有办法,陪着他们哭。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,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,这才渡过了难关。
1958年,台湾海峡开始炮战,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,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。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,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。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,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。父亲每次回来,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,而且慢慢的,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,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。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,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和姐姐,妹妹,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。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,戴罪立功,为军队做事,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,到现在也都是迷。
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,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,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,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,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。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,早出晚归,经常见不到人。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。
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,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,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,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,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,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。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,不管我成绩再好,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,我不能加入少先队,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。我有一个外号叫“小地主”,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。
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,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,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,要和家里断绝关系。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,姐姐离开了家,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也步姐姐的后尘,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,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,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。
我这个“小地主”,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。当时我16岁,我姐姐19岁,弟弟14岁,妹妹12岁。
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。
1966年,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,居然没有拉上我,而是拉上了我弟弟。
这此揭发,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。
一阵巨大的炮响,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。
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,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。
二、禽兽的嘲笑
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,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,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,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,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。
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,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,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。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,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,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。
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,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,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,摔倒在地。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。
刘强挣扎着站起来,满脸是血,但是他还是嚎叫着:“撤退!撤退!”
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,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。
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,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。
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?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,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,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,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,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。
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,有很多的民兵组织,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,所以,在动用了枪支之后,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。而我们这些红卫兵,都接受过军事训练,知道怎么开枪杀人,又都是血气方刚的,很多人从小都认识,都是城北的人。
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,武斗开始之前,就摩擦不断。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,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,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,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,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,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。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,双方从唇枪舌尖的“大辩论”,由剑拔弩张的对峙,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。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。
这个时候,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,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。
杀掉自己的同胞,我没有任何的犹豫,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,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,死不足惜。更何况,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,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,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,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。
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,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,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,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,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。
相信尽管是相信,但是有时候,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,还是有些怀疑,我到底怎么了,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,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,轻易不会和人争吵,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,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?我会睡不着,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,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,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,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,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。
而赵德民不同,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,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,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,好像都不是自己了。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,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,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。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,他这样想会走错路,会被人民抛弃的。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,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,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,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。我不会揭发赵德民,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,如果我出卖他,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。
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,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。而且,我敢相信,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,只是大家都忍着,憋着,谁都不敢说,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。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,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,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。所以,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,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,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。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,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,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,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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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,台湾海峡开始炮战,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,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。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,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。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,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。父亲每次回来,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,而且慢慢的,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,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。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,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和姐姐,妹妹,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。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,戴罪立功,为军队做事,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,到现在也都是迷。
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,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,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,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,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。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,早出晚归,经常见不到人。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。
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,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,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,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,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,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。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,不管我成绩再好,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,我不能加入少先队,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。我有一个外号叫“小地主”,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。
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,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,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,要和家里断绝关系。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,姐姐离开了家,再也不回来了。
我也步姐姐的后尘,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,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,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。
我这个“小地主”,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。当时我16岁,我姐姐19岁,弟弟14岁,妹妹12岁。
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。
1966年,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,居然没有拉上我,而是拉上了我弟弟。
这此揭发,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。
一阵巨大的炮响,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。
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,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。
二、禽兽的嘲笑
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,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,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,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,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。
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,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,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。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,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,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。
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,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,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,摔倒在地。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。
刘强挣扎着站起来,满脸是血,但是他还是嚎叫着:“撤退!撤退!”
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,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。
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,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。
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?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,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,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,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,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。
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,有很多的民兵组织,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,所以,在动用了枪支之后,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。而我们这些红卫兵,都接受过军事训练,知道怎么开枪杀人,又都是血气方刚的,很多人从小都认识,都是城北的人。
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,武斗开始之前,就摩擦不断。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,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,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,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,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,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。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,双方从唇枪舌尖的“大辩论”,由剑拔弩张的对峙,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。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。
这个时候,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,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。
杀掉自己的同胞,我没有任何的犹豫,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,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,死不足惜。更何况,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,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,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,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。
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,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,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,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,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。
相信尽管是相信,但是有时候,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,还是有些怀疑,我到底怎么了,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,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,轻易不会和人争吵,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,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?我会睡不着,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,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,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,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,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。
而赵德民不同,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,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,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,好像都不是自己了。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,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,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。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,他这样想会走错路,会被人民抛弃的。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,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,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,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。我不会揭发赵德民,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,如果我出卖他,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。
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,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。而且,我敢相信,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,只是大家都忍着,憋着,谁都不敢说,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。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,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,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。所以,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,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,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。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,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,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,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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