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52章 珠山八友
如果要按题材给绘画的难度进行分级的话,人物画是最难的,其次是动物,然后是植物,最后是山水。
这技巧差距映射到绘画和瓷器上,就表现为瓷器人物和绘画人物的差距最大,而山水的差距最小。
虽然从清三代开始,瓷板画这个艺术品类开始出现,已经有工匠在白瓷板上用彩釉作画,烧造好后配上木框安放在桌上,称为“插屏”;再大一些的,挂在墙上,称作挂屏。
这已经脱离了瓷器的传统实用路子,变成了艺术的载体,目的是纯粹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了。
但是实话实说,绘画的水平并不高。
这种情况,直到“珠山八友”的出现,得到了改变。
明清两朝皇家重视景德陶瓷生产,集中全国的人材和物力,保证了皇家官窑的质量,在JDZ陶瓷的胎体精细、釉质润净、制作规整、品种多样,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精细讲究,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,促进了JDZ陶瓷艺术的发展。
但是,由于官家的统治,对每种瓷器都有严格的限定和要求,统称“官样”,这就又扼杀了陶瓷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发挥,成为了中国瓷艺术发展的桎梏。
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败,皇家御窑厂的衰落,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,他们在御窑厂停烧以后流落到民间,几个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,成了一个小团体,称为“月圆会”。
代表人物主要是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邓碧珊、毕伯涛、何许人、程意亭、刘雨岑八个人,后世称之为“珠山八友”。
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,创造出了种种方法,第一次将“文人画”表现在了瓷器上。
因为其“跨界”的属性,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尴尬,书画界,追求纸绢载体的艺术品;古玩界,追求年代久远和官窑血统,瓷板画正好来了个“两不挨”。
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。
可以说,以画入瓷,到了珠山八友才算真正进入大成时期,各种国画的理论、技巧、章法,一一被探索者在瓷器上得以实现,最终实现了完美的迁移。
要再算上徐仲南、田鹤仙,珠山八友其实是十个人。
从这样的传承和追求就可以看出来,珠山八友其实已经脱离了“瓷工”的范畴,进阶到了“画家”的层次,只是作画的原材料,是瓷胎和釉色而已。
他们会主动去追求和效法前人书画的精髓,比如王琦学黄慎和扬州八怪;王大凡学吴道子;汪野亭学沈园和王石谷;邓碧珊学宋代宫苑画,岭南画派和东洋画;何许人学董源、巨然;徐仲南学戴熙;田鹤仙学王冕。
当时的装帧也够精细,表面玻璃和瓷板之间还隔着小小的距离,玻璃的碎裂更像是送来之后堆放不慎造成的。
然而这么精巧的艺术品,在如今的市场上却一点不受重视。
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,以国画的泼墨法,在瓷器上绘山水,同样出现‘墨分五色’的中国画效果,给JDZ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。
而毕伯涛本身就是清末秀才,画风和八友中另一位大家刘雨岑,都受清代画家新罗山人的影响极大。
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,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,创造出‘落地彩’技法,开创出一个流派,直接让浅绛彩迎来了第二春。
周至认真检查了这些瓷板画的品相和落款,不知道是不是不受重视的缘故,反而没有遭到刻意的破坏。
比如创始人王崎,首先汲取了著名画家黄慎的写意手法,在瓷器上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,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。
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,创造出“水点”技法,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瓷,被誉为当代官窑,周至收藏的“水点桃花”系列,都是刘大师的创造。
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,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,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,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,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。
时序发展到近代,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,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。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。
于是周至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,尬笑道:“就算现在不值钱,放上二三十年,也成古董了嘛……”
那个时代其实非常动荡,但是也促成了珠山八友继承景德陶瓷传统的基础上,以扬州八怪为典范,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,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,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,投入瓷艺创作,冲破明清官窑的藩篱,像一股清泉,一泄而下,不可遏止。
事实也是如此,就像王大凡在《珠山八友雅集图》中的题诗一样:“道义相交信有因,珠山结社志图新。翎毛山水梅兼竹,花卉鱼虫兽与人。画法唯宗南北派,作风不让东西邻。聊得此幅留鸿爪,只当吾侪自写真。”
这些人的文化素养已经非常高,他们有字,有号,有斋,本身就是文人和画家。
人人都有一手自己的绝活。
林婉秋拿一支斑竹皮的痒痒挠将瓷板画表面的碎玻璃剥掉:“这个拿去挂在岁华轩图书馆倒是不错,不怕晒,不褪色,书画可以取下来送内室妥善保存了。”
瓷板画发展到珠山八友时期终于可以烧造大平板了,这些板子都达到了一米二乘四十厘米的面积,加上镜框,已经达到了“条屏”的尺幅,挂到岁华轩下沉式图书馆里的确很合适。
这批瓷板画囊括了当时的诸大家,而且还全是名家最拿手的题材,包括了王琦的《八仙过海图》、王大凡《布袋罗汉图》、汪野亭《仿富春山居局部》、邓碧珊《秋塘翠鸟图》、毕伯涛《云山枫色图》、何许人《萧山雪径图》,程甫《宫苑花鸟写生》、刘雨岑《竹篱破春图》、徐仲南《松鹰图》、田鹤仙《梅山逸老图》,一共十幅。
这要是没有高人欧阳友鹤,不可能集得这么齐,这么精。
尤其是年纪最长的徐仲南和邓碧珊,作品还是民国十年以前的。
而最年轻的刘雨岑,直到五几年仍然在坚持创作,中间也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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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技巧差距映射到绘画和瓷器上,就表现为瓷器人物和绘画人物的差距最大,而山水的差距最小。
虽然从清三代开始,瓷板画这个艺术品类开始出现,已经有工匠在白瓷板上用彩釉作画,烧造好后配上木框安放在桌上,称为“插屏”;再大一些的,挂在墙上,称作挂屏。
这已经脱离了瓷器的传统实用路子,变成了艺术的载体,目的是纯粹满足人们精神需要了。
但是实话实说,绘画的水平并不高。
这种情况,直到“珠山八友”的出现,得到了改变。
明清两朝皇家重视景德陶瓷生产,集中全国的人材和物力,保证了皇家官窑的质量,在JDZ陶瓷的胎体精细、釉质润净、制作规整、品种多样,特别是颜色釉瓷的精细讲究,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,促进了JDZ陶瓷艺术的发展。
但是,由于官家的统治,对每种瓷器都有严格的限定和要求,统称“官样”,这就又扼杀了陶瓷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发挥,成为了中国瓷艺术发展的桎梏。
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败,皇家御窑厂的衰落,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,他们在御窑厂停烧以后流落到民间,几个粉彩和瓷版画的高手,成了一个小团体,称为“月圆会”。
代表人物主要是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邓碧珊、毕伯涛、何许人、程意亭、刘雨岑八个人,后世称之为“珠山八友”。
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,创造出了种种方法,第一次将“文人画”表现在了瓷器上。
因为其“跨界”的属性,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尴尬,书画界,追求纸绢载体的艺术品;古玩界,追求年代久远和官窑血统,瓷板画正好来了个“两不挨”。
邓碧珊是第一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。
可以说,以画入瓷,到了珠山八友才算真正进入大成时期,各种国画的理论、技巧、章法,一一被探索者在瓷器上得以实现,最终实现了完美的迁移。
要再算上徐仲南、田鹤仙,珠山八友其实是十个人。
从这样的传承和追求就可以看出来,珠山八友其实已经脱离了“瓷工”的范畴,进阶到了“画家”的层次,只是作画的原材料,是瓷胎和釉色而已。
他们会主动去追求和效法前人书画的精髓,比如王琦学黄慎和扬州八怪;王大凡学吴道子;汪野亭学沈园和王石谷;邓碧珊学宋代宫苑画,岭南画派和东洋画;何许人学董源、巨然;徐仲南学戴熙;田鹤仙学王冕。
当时的装帧也够精细,表面玻璃和瓷板之间还隔着小小的距离,玻璃的碎裂更像是送来之后堆放不慎造成的。
然而这么精巧的艺术品,在如今的市场上却一点不受重视。
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,以国画的泼墨法,在瓷器上绘山水,同样出现‘墨分五色’的中国画效果,给JDZ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。
而毕伯涛本身就是清末秀才,画风和八友中另一位大家刘雨岑,都受清代画家新罗山人的影响极大。
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,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,创造出‘落地彩’技法,开创出一个流派,直接让浅绛彩迎来了第二春。
周至认真检查了这些瓷板画的品相和落款,不知道是不是不受重视的缘故,反而没有遭到刻意的破坏。
比如创始人王崎,首先汲取了著名画家黄慎的写意手法,在瓷器上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,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。
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,创造出“水点”技法,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瓷,被誉为当代官窑,周至收藏的“水点桃花”系列,都是刘大师的创造。
在明清以前的陶瓷文化情境中,陶瓷工匠的任务是为统治阶级服务,身份和创作没有自主性,也没有结社的自然条件,他们的身份就像是受雇者。
时序发展到近代,陶瓷工匠的身份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和释放,于是他们就像其他文人一样具备了形成艺术雅集或艺术社团的条件。他们往往有共同的志趣或人生目的。
于是周至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,尬笑道:“就算现在不值钱,放上二三十年,也成古董了嘛……”
那个时代其实非常动荡,但是也促成了珠山八友继承景德陶瓷传统的基础上,以扬州八怪为典范,以海派艺术家为榜样,容纳西方陶瓷艺术风格和技法,用充溢的时代气息和满腔的爱国热情,投入瓷艺创作,冲破明清官窑的藩篱,像一股清泉,一泄而下,不可遏止。
事实也是如此,就像王大凡在《珠山八友雅集图》中的题诗一样:“道义相交信有因,珠山结社志图新。翎毛山水梅兼竹,花卉鱼虫兽与人。画法唯宗南北派,作风不让东西邻。聊得此幅留鸿爪,只当吾侪自写真。”
这些人的文化素养已经非常高,他们有字,有号,有斋,本身就是文人和画家。
人人都有一手自己的绝活。
林婉秋拿一支斑竹皮的痒痒挠将瓷板画表面的碎玻璃剥掉:“这个拿去挂在岁华轩图书馆倒是不错,不怕晒,不褪色,书画可以取下来送内室妥善保存了。”
瓷板画发展到珠山八友时期终于可以烧造大平板了,这些板子都达到了一米二乘四十厘米的面积,加上镜框,已经达到了“条屏”的尺幅,挂到岁华轩下沉式图书馆里的确很合适。
这批瓷板画囊括了当时的诸大家,而且还全是名家最拿手的题材,包括了王琦的《八仙过海图》、王大凡《布袋罗汉图》、汪野亭《仿富春山居局部》、邓碧珊《秋塘翠鸟图》、毕伯涛《云山枫色图》、何许人《萧山雪径图》,程甫《宫苑花鸟写生》、刘雨岑《竹篱破春图》、徐仲南《松鹰图》、田鹤仙《梅山逸老图》,一共十幅。
这要是没有高人欧阳友鹤,不可能集得这么齐,这么精。
尤其是年纪最长的徐仲南和邓碧珊,作品还是民国十年以前的。
而最年轻的刘雨岑,直到五几年仍然在坚持创作,中间也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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